一九四四年到一九九四年，共计五十个年头，以历史角度看，五十年并不算长，但以一个人的一生来说，超过了半辈子。一本书若能对人类在某个时点产生重大影响，已是颇为难得了，若持续五十年不衰，甚且有历久弥新的态势，当然更是了不得。
一九四四年面世的《到奴役之路》，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其作者是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去世的一九七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
拂逆社会主义的异类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及其强大的影响力，索威尔（T. Sowell）在〈一条由善意铺就的地狱之路〉这篇文章中，作了提纲挈领的剖析。（文见《卓越》一九九四年五月号）。
一九四四年正是凯因斯的大政府经济计划、管制理论，以及拉斯基社会主义理论受到热烈欢迎的年代，《到奴役之路》却是拂逆此种潮流的异类；奇怪而有趣的是，该书一出版却得到读者们广泛的喜爱，被译成十多国文字而成为畅销书。或许就是因为该书的普及，才能保住西欧世界免受极权、共产主义的荼毒。
这是一本政治论调的书，旨在剖示任何形式的政治经济计划，都会危害到社会中个人的经济自由，而没有经济自由便谈不上政治自由，计划经济无可避免地会带来贫困和专制的政府。
出书当时，正是社会主义得到千千万万西方知识分子的喝采，而且苏联打败纳粹德国，似乎显现经济欣欣向荣（以公布的统计数字言）之时。在此时空下，这本书被视为“毒草”，海耶克也成为众矢之的。当时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不少知识分子在政府计划部门工作，这本书也难免无情地打击到这群既得利益者，于是连经济学界也兴起一股排斥海耶克的风潮，特别是英国的知识分子竟然视其为“异端”。
海耶克其实是有先见之明的，由该书序言出现的“本书肯定会得罪一些我极希望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的朋友……。不过，写这本书是我的责任，在责任面前，我不应退缩”可以印证。
当时的英国具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大家都在期待工党于战后执政，当然难容海耶克的看法，在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再加上私人感情不如意的情况下，海耶克飘洋过海出走到美国芝加哥。不过，由于海耶克深具“争议性”，连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也不敢聘用，而是由“社会思想委员会”下聘的。
由此也可得知，《到奴役之路》使得海耶克在俗世的学术地位跌至谷底；但相对地，也正突显了该书的威力，或可说该书是成功的。此由当时捷克私有化部长杰日克的谈话可知，他说：“假如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家，要挑出一本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收起来，而且严厉禁止阅读的书；而任何散播和讲述这书内容的人，将受到最严厉的处分，那么他们一定会挑《到奴役之路》。”这本书比欧威尔同类型的名著《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分别早二年、五年问世，更可见海耶克的先知。
集体主义正在蔓延中
索威尔认为海耶克在这本书里，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来攻击社会主义，海耶克将社会主义看做一个模型，证明其具致命的瑕疵，而在实际世界运用之后则会产生致命危险。
索威尔又指出，海耶克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只要具有“同情心”，而以政府的规划与经济管制手段，就可以创造符合人性的生活环境。海耶克不以丑化对手的手法批判，反而认为社会主义者具有真诚与无私的崇高理想，其中不乏学术卓越人物。可是，也就因为如此，这批拥有高尚情操的人士，反而成为极权主义者的马前卒，为后者作铺路工作，而且往往不知不觉，这是多么讽刺与无奈的画面。
于今日观之，苏联解体、中共经改、东欧改制，共产和极权主义似乎已全面崩盘，海耶克还算是“幸运者”，因为他亲眼目睹了这番景象。
其实，当一九六０年代末和一九七０年代初全球出现“停滞膨胀”时，就已显露出海耶克的确是真知灼见的先知；而一九七四年获颁诺贝尔奖，就是学术界对他重新肯定的明证。随后在一九八四年六月，英国女皇颁给他较“Sir”更高地位的“CH”勋衔；以及一九九一年前美国总统布希颁发的“总统自由奖章”，都是对海耶克锦上添花的“定评”。
对于海耶克个人来说，其晚年的受到肯定，或许足可弥补其早年的孤寂，尤其可弥补其自一九三０年代开始，与凯因斯学派长达五十年之久针锋相对论战中所居的劣势；可是对于世人而言，情势并不见得十分理想。
正如索威尔所说的，法西斯、共产、社会主义都是集体主义的近亲繁殖，如今前两者都已死寂，但集体主义却正在蔓延当中，而其亦寄生于社会主义。这种现象可举美国为范例，多年以来即以“自由主义”为包装而大行其道，“产业政策”、“医疗联盟”这些早已存在的“封建特权”固不必提，如今又多了主张为弱势族群积极争权者、极端环保主义者、爱滋行动派、极端女性主义者，以及其他任何要求政府“不计代价”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之人士。
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公开主张极权主义的，但他们的行动却正是把社会推向极权主义，因为只有权力更加集中的政府，才有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弗利曼的警语
索威尔的忧心点是：《到奴役之路》这本书中所描绘的世界并未消失，或许还不只是死灰复燃，而是一直潜伏在人间，只是面貌不同罢了。
无独有偶的，弗利曼（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在一九九三年二月发出同样的警语。他说：
我很高兴，《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中文版能在台湾发行。虽然该书英文第一版发行于三十年前，但书中所揭橥的理念乃是永恒的。
那些理念适用于三十年前，也适用于今日的环境，就某层次而言，可说更能切合当前的局势，政府干预市场的年代已因舆论而有所改变；当年批判政府干预属于极端且激进的论点，如今已广被接受。尽管如此，政府干预的行为并未随着观念的改变而同等变化。
相反的，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０年代以来，非但没有减弱，且有增强之势，今天的政府花掉国民所得的一大部分，采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细腻地干预到个人的生活。最重大的行为变革，发生在原本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包括苏联和其卫星国，以及中共……，共产主义的瓦解使我们相信，我们正在进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
其实不然，似乎我们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产主义国家之形态。……美国和其他已开发国家的例子显示，一旦透过市场机能赢得繁荣之后，常有强烈倾向走向社会主义国家之形态；要维持市场机能的运作，可能比导入市场机能来得困难。
索威尔和弗利曼所忧心的现况，是否也在其他地方出现呢？
就台湾而言，近几年社会上“公平”、“正义”、“福利”的声音此起彼落，甚至“社会国”、“福利国”的名称也琅琅上口，而公保、劳保、农保，甚至全民健保，老人年金、国民年金、公平交易法、消费者保护法、两性工作平等法等社会福利方案及保护措施也纷纷出笼。
加上六年国建、产业政策等政府强力主导政策的习以为常，走向海耶克所说的奴役之路是愈来愈明显了，而这些也往往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善意”和“善心”上，但其结果却会是“爱之适足以害之”、“到地狱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铺成的”之下场。原因何在？
追根究柢，“理念”和“观念”错误及正确观念不能生根是关键所在，这也就是索威尔所说的“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有求于海耶克《到奴役之路》一书”之精义，因为基本观念就在这本书中。其实，海耶克的其他著作更是仔细而透彻的阐述正确基本理念，只是都不如这本书来得较为通俗易懂。
观念比既得利益更危险
至于观念为何如此重要，海耶克的对手，也是曾被称为罪人的凯因斯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诠释得最传神，凯因斯在其名著《一般理论》的结语中如此说：
“……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念，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我深深相信：与观念的浸淫灌输之影响比较，既得利益的势力大大地被夸张了。观念浸淫灌输，当然不会立即生效，而需要一段相当的时间……，但是，无论是对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观念迟早会比既得利益更加危险。”
看来美国和台湾若要免于走向奴役之路，首要之务是求助于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这本五十年前即已面世的暮鼓晨钟，详细的理由在索威尔的文章里说得很清楚。由人类难以从历史经验得到教训的观点言，海耶克的说法和忧虑恐怕永远有效，而人类也必须时常由海耶克的著作中去找寻解决问题的药方。海耶克人体虽已逝去，但永远活在世人心中，永远是人类的导师。
—原载于一九九四年五月号《卓越》杂志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