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０年代初期崛起的新经济学派之一的“公共选择”学派，其开山祖师布坎南教授，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底顺蒙贝勒兰学会于日本召开年会之便，应邀抵台访问，曾于八月二十七日作了一场讲题为“工作伦理的简单经济学”之专题演讲。演讲内容可说简单，而且篇幅不长，但其中提到的某些论点，却颇值得有心人深思，尤其是研习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供给理论”者不可不反复思之。
布坎南教授由其自身的体验谈起。在美国，职业橄榄球赛是一件大事，尤其最后的决赛更是令其全国民众如痴如狂，上自总统大人，下至贩夫走卒，人人关心。其实，不只是美国人关心且爱看，其他国家也有许多对之痴狂者。纵使不能亲临球场观战，也不愿失去观赏电视转播的机会。身为教授的布坎南，也有该种嗜好，但要看完四场球赛，必须在电视机前耗上至少十二个小时。而在一九八七年的那个时候，正好是周末在家休息的日子，照理说，在这段休闲的日子里，又有自己爱好的娱乐可以享受，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是，我们的布坎南先生却不这么感觉，他的心理反应是“虚度光阴”，而且有着“心理上的罪恶感”。
清教徒的“工作伦理”
为了消除这份罪恶感，布坎南教授乃一面做“敲核桃”的“工作”，一面观赏精彩的球赛。借着敲核桃的生产核桃仁行为，来补偿看电视这种“浪费时间”的损失，这样一来，就获致心安理得的平衡感了。
对于这种体验，布坎南教授以清教徒传统的“工作伦理”来解释，也就是说，在他个人的价值判断里，已经将“工作”认定为有真正的价值，而将“休闲”看成是一种罪恶。既然从事休闲产生了罪恶，便只有设法以工作来创造价值弥补之。同样地，努力与怠惰也可以适用相同的分析。
布坎南教授的此种体验，在东方社会里应该到处可见。以我个人而言，就心有戚戚焉。当有精彩的电视节目上演时，都怀着一颗歉疚的心坐在电视机前。而为了不使时光浪掷，就会找一些不必花用大脑和不花眼力的“工作”来使自己心安。不过，我个人并非清教徒，也没信奉其他劝人努力工作的宗教，是否也只能套用布坎南所谓的“工作伦理”来说明？布坎南就此一观念提出一种假说，认为台湾的傲人经济成长经验，是与工作伦理有重要的关系。他也同时认为，今日美国的新生代，已经失掉了这种清教徒的工作伦理传统。言下之意，美国的经济之所以走下坡，就是工作伦理丧失所致。相对地，东亚四条小龙之经济成长令人刮目相看，关键也在于工作伦理的发挥了。以我个人的体验而言，毋宁相信这种说法有其道理在，这也许也与有些人拿孔子的儒家思想来解释，是异曲同工。就这一点言，大家或许有不同的看法，而此课题却不是本文的主题。我想谈的问题是，若工作伦理存在，则现代的劳动供给理论是否需要修正，或者将如何作合理的解释。
工作、休闲的意义
我们知道，最简单也最常用的劳动供给理论，乃以个人的选择行为出发。基本的假设是：所得和休闲对个人而言，都有正的满足或效用，也就是说，两者都是“好的”（good）。而工作则是“不好的”（bad），无论是工作或休闲，都受到“时间”的限制，以一天而言，总共的时间不过是二十四小时，扣掉睡觉、吃饭的时间后，可供工作和休闲选择的时间也就低于二十四小时了。由于人通常具“好逸恶劳”的本性，这也就是劳动经济学或一般经济学里之所以认定休闲对于个人是“好的”，而工作却是“不好的”之道理，但个人从事工作却可生产出东西来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因而工作对于社会大众是极其重要的事。为了诱使个人放弃休闲而就工作，必须付报酬作为“补偿”。报酬多少，就是所谓的“薪资率”。一般而言，薪资率愈高，个人也就愈愿意工作。或者说，工作量愈多，对个人所加诸的痛苦就愈多，于是必须给予较高的报酬才得以补偿。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得到“薪资率与劳动供给呈现正向关系”的典型“劳动供给理论”。而劳动供给指的就是工作时间。
在此种了解下，我们就可检视布坎南教授所提“工作伦理”的影响。如上所言，正统的现代劳动供给理论认为，个人在休闲和工作之间作选择，而前提是工作具负效用，休闲则有正效用。但工作伦理的存在，却使这种基本假设瓦解了。正如布坎南个人所感受的，观看电视球赛有罪恶感，既然存有罪恶感，就是有负的效用。而“生产工作”能令其心安，当然是有正效用了。因此，与正统劳动经济学理论的假设正好相反。如果每个人都有工作伦理的意识，则工作就能带来满足，休闲反使其痛苦。如此一来，劳动报酬就不是工作时间的重要决定因素了，只要可以温饱就能无限制的获得劳动（当然仍需受限于一天二十四小时）。因此，布坎南教授很含蓄的指出：“现代的标准经济学中，存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那就是，没有理论来处理有关工作伦理对于个人工作选择的影响。事实上，每个人对工作及休闲之间的取舍，不只是所得及享受之间的个人偏好而已，工作伦理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工作狂正解
对于布坎南的反省，我们在上文所作的推论是属于“极端”的情况，那也是一个“有工作狂”者的情形，亦即，这种人已将工作看成享受，在他的世界里，他所从事的一般人所认为的工作，其实就是他的休闲。讲到这里，可以弄清楚的是，若将工作和休闲的定义严谨处理，就不会让工作伦理扰乱现代劳动供给理论了。
试想，如果将工作定义为“对个人产生负效用的行为”，而将休闲定义成“对个人有正效用的行为”，则对工作狂而言，旁人所谓的“工作”，就他本身言，则应该是“休闲”呢！这也就是“主观的价值论”之说法。社会上到处可见的“义工”，对义工本身言，所做的应该不是“工作”而是“休闲”！
除了作这样子的解释外，我们也可以在一般人眼中所认定的工作和休闲下，将现代劳动供给理论合理化。此即，先将报酬分为“金钱”和“非金钱”两种，而能否明确区分这两种报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都具有可用来换得“满足”或“效用”的特质。有些人重视金钱本身带来的满足或金钱购得的商品之享受，有人则视“荣誉”或“工作成就本身”就是一种满足。如此一来，将两种报酬一起估算后，劳动供给理论所显示的“劳动报酬与劳动供给呈正向关系”的特性，也就仍然可以成立了。
劳动供给理论之重生
再以布坎南为例，他为何喜好研究工作？除了他的固定薪资外，研究成果也给他带来了好名声，甚至于各方邀约纷至沓来，其中当然也会有金钱报酬在内。另外，他的工作伦理是从小被别人加上的规范，已根深柢固的烙在心中，若违反则会遭到惩罚，亦即，这种内心惩罚是藏于内心的，别人看不到。其实，布坎南本人也并非不爱好一般人眼中的休闲和娱乐，否则他根本就不会想要观赏球赛了。因此，即使仍然具有清教徒工作伦理精神的布坎南，其本性仍然对一般人所定义的休闲有偏好。而其之所以认定工作才有价值，休闲是罪恶，则是客观环境所刻意营造而成的，这种情况在传统社会较易存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刻意造成的规范就愈来愈压不住人性了，也难怪工作伦理会消逝。不仅美国如此，就是布坎南所认定的台湾，情况也一样。话又说回来，如上文所分析的，即使有工作伦理的存在，现代标准的劳动供给理论不是仍然成立吗？
注：本文由原载于一九八九年一月九日和一月三十日香港《信报财经新闻》和《工商时报》之同名文章增改而成。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