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佛楼本来是寺院的最主要地方，因为泥菩萨全部被砸，所以几十年来从不对外开放。可能也是不能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保护单位的主要原因。在后楼，有一处塔林，有十几个主持死了以后就埋在那，并且每个主持一个塔。那里还有十几颗200年左右高大的柏树。树上还有几只叫不上名字的鸟。羽毛是黑色的，尾巴呈剪刀型，比燕子大。有人说是知更鸟。“破四旧”一来，塔林，柏树，知更鸟全部没了。
万寿寺的东侧，现在用墙给封堵上。那会，有个四合院，挺大。因有海棠树，因此我们叫海棠院。有两个班的男女生宿舍，我们年级的老师宿舍和盥洗室。还有几排小和尚住的禅房。文革时住进来很多住户，成为永久居民。
前几年，万寿寺想收回，经过几年的努力，最终放弃。他们一直说这屋是祖传的。万寿寺还有一张牌，六个皇帝的御匾，本来想在寺院的东侧空房间里弄个餐厅，有两个大四合院。用御匾招揽客人，请一块御匾100万，后来因这几年反对铺张浪费便作罢。
张园长还告诉我们一件事。1966年底，我校的一些同学成立了红卫兵。为了壮胆，用毛笔在假山东侧的一间房屋的一块石板上刷写“造反有理”。将近五十年的风风雨雨时间过去了，依然清晰不掉。园里组织职工清洗了几次，不起作用。现在依然“造反有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和尚写的呢。
红卫兵
“文革”中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我校一共两个年级，200多师生员工。老师成立个组织叫“东方红”；学生的组织叫“红卫兵兵团”。一天，老师的组织“东方红”开会，我在窗外大喊了一声：打倒“东方红”！开完会，体育老师质问我刚才喊什么呢？我一想，可不是，打倒“东方红”是反动口号啊。在那个年代说话要小心再小心。弄不好，就成了反革命分子，挨批斗，判刑，一辈子都别想翻身。那次我受的惊吓不小，再也不敢喊打倒“东方红”了。这回明白了，起革命名字还有这个好处。
一次，北京123中晚饭后开辩论会，高音喇叭开得嗡嗡作响。我家和123中只隔着一个楼房，喇叭声吵得人睡不着觉。那会的红卫兵只顾得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根本就不管老百姓能否休息。一直和外校来的红卫兵辩论，都说自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方是保皇派，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到天亮，也辩论不出结果。
后来外校的一个女红卫兵振臂喊口号，喊错了，可能想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结果喊错了，喊成：保卫刘少奇！打倒毛主席！成了名副其实的反革命口号。马上，辩论会改为批斗会。听见那个女红卫兵痛哭流涕做检讨。谁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通过一晚上的辩论见了分晓。
我们学校斗走资派只进行过一次。后来人们看这种事情太荒唐，就没再斗了。还是1966年夏天，由五年级几个12岁的小屁孩组织了批斗教导主任的批斗会。学校校长是军人上校，因不参加“文革”，因此没被批斗。只是苦了教导主任。批斗会开了一上午，她就在台上恭恭敬敬地站了一上午。那时的说法是：低头认罪。那些小屁孩也不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楞让主任交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交代如何把学校变成修正主义的温床。
开完会一个小屁孩到主任跟前，擦了擦流出来过多的鼻涕说：主任借我两毛钱，我坐车回家。这件事是我当主任女婿的同学说的。主任看毕竟是孩子，让老师把这些同学送回家。以后就没再开过批斗会。
其它
话扯得远点。1960年我七岁，上小学一年级，那时在我的眼里没有看见饿死人的，但是我肚子里装过许多“叶蛋白”。记得体育马老师爬到我校的白果树上打树叶，我们班由班主任齐淑娟老师带领，捡树叶，装麻袋，送到伙房，由伙房叔叔做成黑色的窝头，送到我们的饭桌上。起了个优雅好听的名字叶蛋白。开始，又苦又涩，难于下咽，很少有人吃。后来伙房叔叔想了个办法，在里面放点糖精，才有人吃，而且不吃饿呀。那会也没什么怨言，以为上学都吃叶蛋白呢。
现在有句话：苦谁也不能苦孩子。我当时七岁，应该算是孩子吧？可是没听说过不能苦孩子的话。实际的作法是，同甘共苦。吃叶蛋白的苦日子到年底结束。庆幸的是我们活过来了，没饿死！我们那会确实感谢毛主席，让我们活过来了。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是毛主席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首先要感谢的是他老人家，其次才是父母。
那会，很多人脑子进水。父母生我养我是最亲的人，但是有些人不那么认为，他们认为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一个战友，他的父母被造反派当着他的面活活打死。他却和我们说，谁要是说文革发动者不好，我就不答应。
“血统论”为“文革”的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一个同学的哥哥是男四中的，号称北京四大美男子之一，他参加了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他说“西纠”的权力比西城公安分局还大。
“血统论”不仅在阶级之间，而却在“无产阶级”内部也血统分明。革干子弟（现在叫红二代）和工人子弟也是势不两立的阵营。北京人还记得住在新街口那边有一个工人子弟，外号叫小混蛋。按革干子弟的说法是个小流氓，还是个罪该万死的小流氓。他们打过几次架，有伤没有亡。但是，还是革干子弟把小混蛋杀死了。因为那会乱，也没听说有谁被判刑的。大概是不了了之。还听说有个“四三派”是干部子弟派；还有个“四四派”，是工人子弟派。也是死掐。都要证明自己是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组织；对方是保皇党。
积极参加“文革”，灭资兴无，是那个年代的强音。当时毛主席号召我们进行大串联，让红旗满天飘。这倒是个好办法，大串联既响应了号召，又能玩个痛快。不花钱能坐上火车，在异地还有当地机构接待。
我的同学胡向成搞了四张串联火车票，给了我两张。他让邻居陈镇阳去，我给我弟一张。去之前每个人做了个红卫兵袖章。还刻了个红卫兵造反兵团的章。听说串联必须带上红卫兵章，否则当地政府不接待。
我们是1966年12月底走的，喇叭里反复广播着周恩来停止串联的指示。到广州的路上走了五天六夜。因为要停止串联，人们玩着命地往车上挤。行李架上，椅子底下，过道上都是人。后来到了株洲，厕所也挤满了人。
到了广州，先做了三项革命行动。一是到中山大学看大字报。具体看的是什么内容，一点都没印象。二是去三元里，参观当时农民反帝的遗址。三是参观了黄花岗烈士墓。然后就是玩，玩了将近一个月。住宿不要钱，车马费不要钱。一天的伙食费三毛钱。我带了20元“巨款”，一个月的时间根本花不完。老是啃甘蔗，紫皮甘蔗5分一斤，青皮甘蔗3分钱一斤。无意中发现小卖铺有卖陈皮梅的。以后，就叫陈镇阳为陈皮梅。买陈皮梅时就说买陈镇阳。
在1970年代初，我团三营到北京八一射击场施工，王洪文副主席经常去八一射击场打靶。一次接见了三营带队的段副营长，并与他握了手。段副营长认为是沾了仙气，一个礼拜不洗手，见到谁就和谁握手，说是让大家共享。那时不认为是愚昧。认为是荣幸。王洪文被捕后，不知那层握手的皮刮掉没有。
“文革”十年大学不招生，只招工农兵大学生。我团去保定的大学上学的是于龙同志，他那会是小学四年级文化。代数，三角函数等可能听说过，但是没学过。只好入学后补习，大概是用了半年的补习时间，会不会也就那么回事吧。主要是有个好父亲。他父亲原是我团的团长，后到师里当副参谋长。于龙入学考试也得点分数，比“白卷先生”张铁生强点。于龙毕业后回团里，不久就向团党委写了一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信，中心意思是给他涨工资，由行政23级调到22级甚至更高。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一位领导同志表现很积极。抓住一件他认为反革命的诗句在本单位的职工大会上大加批判。说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说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明明是反革命想复辟吗。又问，这是谁写的？他的秘书说：白居易。他说，把他找来。秘书一看觉得他越说越不像话，马上打手势让他别说了。因没有很明确的手势，做了个打篮球的暂停动作。我们这位领导同志理解错了说：打篮球去了？那也得把他找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