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火时武警如果还有点人性，本来应该协助救人，退一步说，至少不应当横加阻拦。如果他们不这样残暴，死伤人数一定可以大大减少。可是这些平时惯于欺压囚犯的恶棍，已经完全失去人性，他们根本不把人当人，死几百人只当是死一堆蚂蚁，这才酿成如此重大的惊天悲剧。这些遇难者实际上是被这些地狱里的恶魔杀害的！
灾后的现场惨不忍睹。堆在门边的一层层的尸体，面目全非，烧得黑炭似的，手足缩成一团。我发现房屋中间窗外有一具尸体，跪倒在地上被烧死。看来他是打破了窗栅，冲出屋外的，但已来不及了，被疾卷而来的大火扑倒在地，活活烧死。还有一个幸存者是我的老乡，我问他怎么逃出来的，他说:“如果我决心不大，必死无疑。我眼看门口挤满了人，挤出去是不可能了。宿舍的木床是上下铺的，我看到门边一张床的上铺顶上还有空处，我就爬到上铺钻出，踩着人头逃了出来。”他是凭自己临机应变，才逃离火海的。还有一个葬身火海的难友，是瑞安中学的钱善德老师，1957年被屈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往河村农场劳动教养，好像也50多岁了。他知道自己年老体弱，挤不过人家，就索性躺在床上等死。当我清理宿舍时，发现他手中还捧着一个玻璃瓶子。此情此景，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今天我虽已老迈，还能记得清清楚楚。
这场火灾是人为的惊天大祸。从囚犯宿舍的建筑设计到封死所有安全出口，再加上武警阻止人们逃生，都是酿成大祸的原因。如要追究责任，农场领导脱不了干系。共产党的惯技是报喜不报忧，此事当然要严守秘密。当时劳教所规定不准议论，严禁消息外传，违者按反改造论处。龙泉劳动教养所大火吞没130多条生命，死亡的真相一直隐瞒至今。火灾一年之后，不断有遇难的家属来农场探亲。一般回答都是以“病逝”两字简单地搪塞；但对一些来信或寄来邮包较多、比较关心囚犯的家属，才不得不多应付几句。不过对火灾的真相，场部总是千方百计地隐瞒，决不肯对外人透露的。
六、饥荒中的死亡
自从大火之后，农场不再盖茅草房了。过去建的农场总部、干部宿舍都是“洋房”，采用砖木结构（砖墙瓦屋顶）、水泥地面。而劳教人员的宿舍囚房全部是泥墙茅草房。还有工业厂房、武警宿舍、农场仓库等，大部分也只是泥木结构、瓦片盖顶的。虽然农场从建场以来就有砖瓦窑、砖瓦队、砍柴队，批量的砖瓦都以市场价出售。砖瓦是农场的重要收入，火灾给农场造成了损失，给劳教囚犯制造了沉痛的灾难，让一百多人丧生。这不仅仅是一次火灾事故，而是执政当局对劳教囚犯草菅人命的结果。
农场死人的事还不仅限于火灾中丧生的一百多条人命，毛泽东搞大跃进造成了三年大饥荒，农场也饿死了不少人。被关押在劳改农场里面的人，谁都不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他们只能从《人民日报》、《浙江日报》、《浙南大众报》等各级党报上看到假、大、空的宣传：什么形势一片大好，什么“东风压倒西风”，什么“三面红旗”的伟大成就等等。我们运输组天天外出，偶尔还能听到点外面的真相，如人民公社的食堂散伙了，大办钢铁的小高炉倒垮了，各地农民、工人也在饿肚子等等。农场里是不准议论这些事的，只能颂扬三面红旗，称赞社会主义未来无限美好，会给广大人民带来“幸福”生活。大家都不知道，报纸上大吹水稻亩产多少万斤，其实是假消息；也不知道小高炉炼出来的铁水，其实是煤渣；对农民派购“余粮”，其实是夺取他们的口粮。他们不知道，生产粮食的农民家里已断粮挨饿，外面已经到处在闹饥荒了。
报纸上的宣传其实也骗不了人，现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农场里从吃干饭改吃一干二稀，从吃大米改吃番薯、菜粥。劳教人员中患病的人日渐增加，医务室的住院病房天天住满病人。重病号都是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的，也有吃了野菜中毒之后在抢救的，或吃了糠饼、草根以后患便秘的。
农场变成了地狱，但谁也走不出去。这里的医生都是从各地送来劳动教养的医务人员，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谁还敢说句实话呢？明明是长期饥饿造成死亡的病例，还要说是暴饮暴食致病，或说是旧病复发、身体虚弱、自己不保养所致。对浮肿严重的病人，也只是配给一包糠粉，用开水冲服。巧妇难为无米炊，遇上发高烧、浮肿休克的病人，按医务常规本来完全可以抡救的病人，只因缺药缺粮，良医也束手无策。医务室的医生，只能眼睁睁看着难友们一个接一个慢慢地死去。
饥饿愈来愈严重了。农场里年老体弱的人，确实很难支撑。这些人往往死得最早。有的人刚送进来时身强体壮，他们相信骗人的政策，拼命劳动，一心希望通过劳动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早日返回革命队伍。他们拼着命干，梦想放卫星、创高产，总是干得精疲力尽。初来时粮食供应情况还好，由于他们年轻，经一夜睡眠，体力还可以恢复。但日子一长，身体就衰弱下去了，到了饥荒年月，身体更感到拖不动了。劳动改造的苦役，是每天每时的经常任务。谁想休息，就是偷懒；拖不动，慢慢做，就是消极劳动，抗拒改造。
场里的伙食定量日益减少，人们天天遭受饥饿的折磨。名义上每人每日还有多少粮食定量，实际上真正能装到饭盒里的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等到有一天早上起床时感到疲倦，感到无力，死亡就临近了。但你病倒了，场里的干部还会说你装死；真不行了再让你去医务室，可到那时你就是死路一条。
人的身体还是要自己保护，即自爱。我常记着那位好心的警察老乡的指点：劳动应“适可而止”，度过难关。我在劳动上历来认输，承认自己力气小，从不争高；而运输队个个都是劳动高手，相比之下更看得出我不适应拉车。当年深秋以后，我就被调回农业队去搞田间管理。管理员派我去番薯地值夜班，任务是看管大片番薯地，防止被人偷窃。
我们在地旁边用茅草搭了一间小棚，每人配置一把特光手电筒、一根木棍、几根绳索。我们每天都是天黑后上班，到天亮下班；每两人一组，从秋天一直做冬天。
在这段日子里，虽然野外蚊子很多，不胜其扰，但劳动还是很轻松的，主要就是熬夜。我们只需慢慢走动走动，日子一长就习惯了。可是我们的工作也不完全是平静无事，偷挖番薯花生的事常有发生。不过只要我们人一到，手电筒一亮，偷盗者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小偷总是心虚的，害怕被抓住。
有一次，我遇到一件奇事。一个小偷，潜入农场挖出两块番薯，正想慢慢享受，却被我们发现了。两把特光手电筒一齐对准那个黑影追过去，但此人却一动不动。我们走近一看，竟是一个中年农民，身影瘦小，见有人前来抓他，立即跪地求饶，连声说：“请你们救救我，请你们救救我，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啦！让我吃一块番薯吧！吃一块番薯吧！”我们见他确实可怜，可是还怕他逃走，两人分别从东西两方挡住去路。他却不想逃，跪在地上慢慢地啃着番薯。我们告诉他：“这是农场的粮食，我们上千人的口粮啊，你偷了是要被抓起来的！”他反复恳求说：“只要有得吃，只要有得吃，抓了我也不怕！”当我们走近他身边时，他却主动的边站起来，边说：“把我捆起来送到农场去吧！”低下头等着我们捆绑。我们两人无言地面面相窥，是在征求对方意见，到底该怎么办。抓他么，我们于心不忍。沉默了片刻，我们两人竟不约而同地对那人说：“到番薯棚里去，等天亮再说吧！”慢慢地天亮了，我们带着那位偷番薯的农民，一起下班归队交差。管理员却让那位农民跟着我们回到农业队宿舍，找了一个空铺位让他住下，每餐领饭，通知厨房为他多备一份而已。
队长管理员职权只能管劳教犯，但无权处理外来农民。向农场派出所报案，也仅仅是笔录一番，签字画押而已。白天大家出工劳动去了，他却在宿舍里闲着。三天过去了，那农民却要求把他收容劳教，跟大家一起去劳动。他是真正的贫下中农，不是地、富、反，怎么能说劳教就劳教呢？农业队的指导员是劳教队里专管政治思想的，他来找那农民谈话，要他承认错误，写悔过书。指导员查问他是哪里人，他照直说了，错误也认了，可是没有文化，不会写。
那农民是附近村庄里来的，他不愿意回去。原来人民公社食堂现在解散了，他家已经断粮，回去就要饿肚皮，所以愿意在队里受劳动教养。指导员无权决定，只好放他回去，可是他却赖着不肯走。
这就是“三面红旗”下遭受饥荒挨饿的典型的中国农民！场里没有办法，最后只得通知人民公社武装部派民兵把他押回去。回去了他是不是要挨批挨斗，会不会挨饿，我没法回答；不过单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当时龙泉农村饥荒的严重了。
我还记得，农场有个规定：劳教人员外出，不准接触群众，但这些人却常因饥饿而违反场规，带上自己最值钱的衣物，向农民换个一升、八两粮食填填肚皮，因此回场被批斗。六十年代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物资匮乏，买粮食要粮票，穿衣买布要布票；生产越困难，票也越发越多：香烟票、酒票、油票、肉票、蛋票、盐票、豆腐票、煤油票、火柴票，真是票证满天飞。仅凭钞票（人民币）是甭想买东西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尤其难买的是填肚皮的食品。劳动教养人员为了活命，拿出身边最值钱的东西换粮食，是明知故犯。他们因为接触人多，就多少了解了一点农村情况。农村中强弱贫富悬殊，当权的干部优先占有，普通农民的粮食就很紧张，挨饿的都是老实的农民和“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那些可怜人饿着肚子不能讲，饿死了人也不能讲，讲了就是攻击“三面红旗”，污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要挨批斗。饥荒年代，农民断了口粮，竟自愿投入地狱去受劳教，成为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三年大饥荒时期的真人真事。
七、求生的欲望
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从五十年代开始，到处布满了天罗地网。粮食政策、户籍制度，对人民公社的农民是圈地为牢，未经批准是不准离开生产队的。在“三面红旗”时期，要离开居住地外出，必须开路条，要请假；地、富、反、坏、右都是阶级敌人，亲戚朋友来访，还要汇报、登记。这些严格的规定，使“犯罪”的人特别多，为安置这些人员而设的劳改场，也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所以1958年以后又增加了“劳动教养所”。根据《劳动教养条例》的规定，无需经过公检法，各地的单位领导、行政主管、各级中共党委、地方政府都可以决定送你去劳动教养。如果你未经批准，离开家里外出打工求生，外地的公安、警察、户籍管理，随时都会查问到你，将你扣押拘留、遣送回家。到处都有遣送站，但是各地又有自己的地方保护政策。浙江，或者说浙南地区，受当时“大跃进”的祸害特别严重，人民公社食堂解散，断粮的农民不断增加，外流逃荒人群激增。
近邻的福建省北部一带地区，却利用浙江农民的逃荒，招募外来人口，开发边区荒芜土地。他们曾一度驱车来浙南各地接运难民，去参加闽北开发。闽北当局公布三年免征农业税，不收钱粮，发放三个月救挤粮的优惠政策，吸引浙南的饥民纷纷逃奔闽北。由于来浙江接送难民的车辆以红色为标志，因此日后称为“浙闽红车事件”。闹饥荒的浙江农民，一批一批外流入闽，到了福建，只要经过登记入册，就会被统一分配，各归其位；原来种田的就给你土地、房屋，让你自由耕种，安居乐业；如果你想打工，或谋求什么职业，还可根据个人的文化程度、专业技术，安排适当工作；也有当工人的、当教师的、当医生的，各得其所。闽北对地、富、反、坏、右一群“阶级敌人”也很宽大，仅仅要求登记在册，不搞批斗活动，提倡安居落业，发展经济搞生产。闽北开发的新政策，确实救了不少浙南各地的饥民，使他们活了下来。他们大部分被安置在浦城、武夷、光泽、崇安等地。农民获得土地，如鱼得水，自由种植瓜果粮食，安居乐业。后来浙江调整合作化政策，曾一度提出反冒进，解散了部分高级社，农民逃荒外流才有所减少，人心稍为安定。
但浙江的农村政策，顽固坚持极左路线，把农民卡得死死的，自留田全部取消，房前屋后，瓜果一株不留。农民求生的愿望强烈，公开的红车接送虽然被阻止了，但暗地里自发偷越省境逃到福建去开荒的群体性事件仍不断发生。我就有两位表兄在大饥荒时期逃到福建浦城，至今仍居浦城。虽然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曾经动用“专政”手段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全部从福建赶回浙江，归原籍审查清理，但清理后不久，他们陆续又回福建居住。这段时间对劳动教养所的管理，可从来没有放松过，越管越严。承受饥荒折磨的囚犯，到饥饿难熬时，什么东西都会塞到嘴里去充饥。许多活生生的人，在农场里一个一个死去。为了活命，逃跑人数也在增加，管教干部、武装警察，对逃跑的劳教囚犯从不手软。逃跑人员被捆绑吊打，批斗，是家常便饭，但他们求生的欲望还是很强烈的，逃跑的事件仍时有发生。
在饥荒年代，劳教人员出于求生的欲望，还会向亲人呼救，争取亲人救助。但这是要看条件的。亲人条件好的，当然会千方百计地救援他们；但有的人亲戚朋友自己都快要饿死了，还有什么能力支援他们呢？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学，曾向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我，伸出营救的手，他就是云和同学——刘成贵。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也受我牵连，被下放农村劳动，在浙闽红车事件中，逃离苦难的浙江，去了福建崇安县，开荒扩种求生。安定下来之后，他回到云和探亲，特地到我家里看望我妈，询问我被劳动教养的情况。当时他拿出十斤粮票交给我妈，嘱她寄给我。在60年代，十斤粮票可是一件大事，慰抚了我妈孤独悲伤的心，也救了我的命。他的慷慨和关怀使我看到人间还有真情，鼓舞我坚持活下去。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刘成贵同学对我的真情。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像我这样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右派”分子，别人碰到我就像碰到麻风病人一样，连讲话都不敢和我讲，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同情和支持？当时当局就有一条规定：“同情右派按右派论处。”能在友人有难时冒着危险支援友人，这不仅仅是慷慨，更需要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在那个无情的时代，这样的人极少，极难得，也是十分值得崇敬的。
提到刘成贵同学，又使我想到另一个人，这就是云和县中心小学的常务副校长徐少青。
1957年秋，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暂时留在云和县小，任教半年，听候处理。有一次学校领导班子开会时，一名极左分子为了表示积极、立场坚定，提出：“右派分子杨世元留县小任教，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要对他严加监督管理。他的粮食定量还是每月38斤，应该降下来，改为每月24斤。”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徐少青常务副校长。徐只说了一句话：“杨世元是思想上犯了错误，已经受到组织处理；生活上我们还是一视同仁，不能歧视他，粮食定量不应该减。”到了1958年初，学校放寒假，教师又集中整风学习，有人举报徐少青同情右派，受到了大会批斗，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去农村监督劳动。到1978年右派改正时，他已经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了。他不过说了一句公道话：“一视同仁”，竟遭受了20年的苦难，葬送了一生！好人遭难，恶人得意，这是怎样的世道呀！落实政策改正之后，他才从离婚多年的妻子处，找回失散的儿子。
八，劳教是有期还是无限期？
从《劳动教养条例》的文字上看，有很多漂亮的辞藻，却掩盖不了实际的罪恶。关押劳教人员有囚房，监管劳教人员配备了武警，还有一群群的狱卒。这一切都同劳改犯没有分别。劳教和劳改的不同仅在于：劳改有刑期，劳教却没有刑期；表面看来似乎劳教比劳改轻些，可在执行时，判处劳教就等于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样，慢慢的，劳教队里就有了这么一些人：他们蓄意闹事，假装逃跑，无事生非，目的无非是企图改判劳改。起先，他们确实也有人达到目的。农业队有个懒汉无赖，被送来劳动教养。他故意约了几个人商量，装作组织逃跑，结果被揭发了。为首的判了三年劳改，三年后果然释放回家了。
劳改犯人在劳改服刑期间，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但劳教人员关押期间还有公民权，如每年一次选举人民代表时有“选举权”。当然没有被选举权。人的生存权有没有？这还是个未知数。通信自由从表面上看，好象有，只是来往信件都要通过检查，甚至使用人民币的权利也被剥夺。河村农场发了一种代价券，一角、五角、一块、五块、十块，限于场内使用；劳教囚犯身藏人民币就算违规，要受批斗。
劳动教养所的管理还在加严。场部组织了多次批斗会，表示奖罚分明，总结建场三年来的成就。第一次宣布三个劳教分子解除劳教，留场就业，并宣布对全体劳教囚犯，要根据本人罪行、错误和改造表现重新确定劳教期限，分一年、两年、三年。可是我们这些1958年进场的右派进场都已经三年了，这又怎么解释呢？讨论中反响很大，但场部仍然宣布：劳教期限未定前，关押改造时间全部不算。这是多么荒唐的决定！可是你反对也白搭，照样重新确定期限，过去的三年大家都白关押了！换句话说，这等于给每个人都增加三年关押期！说什么“改造表现”，其实全都是骗人的鬼话。1961年填表申报，场部批准的年限算不算数？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留场就业，这些话又算不算数？即使年限满了，还是圈地为牢，你还是这个劳教集中营的人员，最多不过换个称呼：“摘帽右派”，“留场就业人员”！到了文革时，又改称“劳教犯”，“留场犯”。在专制极权的中国，我们自1957年被划为右派以后，就成了另类贱民。劳动教养没有期限，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五年、十年、二十年，关你，放你都没个准，完全没有法律依据，都是当局说了算。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11号，55号两个文件下达以后，才算有个段落。
和我曾经一起劳动教养的右派，时间最长的达23年之久，而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劳改判刑最长也只有20年；可是判罪轻于劳改的劳教人员，却被关了23年，刑罚反而比劳改重得多了！法律上的劳教“无期”，反而重于劳改的“有期”，而且大大地“超期”，几乎近于“永无尽期”了！表面上似属从軽判处的劳教，到了实际执行时，竟成了“无期徒刑”！
1978年清理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之后，在安置工作中，还有人把他们看作“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右派”这顶帽子，仍然也还是“无期”的！看来“右派分子”这项待遇是终身制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