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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雨堂主:红色鹰犬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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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旬专案组的巫中果然又来了。巫中命令翦伯赞交代刘少奇罪行,翦伯赞依然无动于衷、一声不吭。巫中暴跳如雷,凶狠吼叫近三个小时。巫中离去时,手指着翦伯赞,恶狠狠地撂下最后的警告:“你不交代清楚,只有死路一条。三天后我再来,绝不会放过你”。至此,这个红色鹰犬大概已明白,毛泽东的那个“给出路”的政策是虚的,背后操纵“刘少奇专案组”的,正是毛本人。12月19日夜晚,这位当年的“马列主义史学家”与夫人一同穿戴整齐后,吞下超量的安眠药。

1940年代初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仇视和迫害,在对王实味的无情打击中已充分暴露。1949年坐稳江山后,毛贼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迅速升级到变本加厉、丧心病狂的程度。然而,不要以为遭受毛贼与中共打击的那一大批人,全属纯粹的知识分子,或是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在中共国,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群体。一些被封为马列主义专家的助纣为虐者,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曾充当打手的红色鹰犬们,也不见得就能逃脱惨遭迫害的命运。知道曾经不可一世的马列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吗?这个1937年加入中共,官居中共北大副校长的老革命,最终也被毛贼与中共逼得走投无路,于1968年底与夫人双双自杀。翦伯赞的自杀绝非抗争而是逃脱,所以自杀前在穿戴整齐的中山装衣袋里,还留下一张纸,上面工整地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由此也显示其人格的分裂。

大陆网路检索“翦伯赞”一词,全是这位马列主义史学家的光荣历程与重要贡献,历史的真实几乎完全被掩盖了。作为中共打手的红色鹰犬,翦伯赞奉命对知识分子的打压与迫害,集中在1951至1966年之间。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到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萝蕤的邀请,满怀对“新中国”的憧憬启程回国。临行前他的好友,即后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前来送行。巫宁坤问李政道:“你怎么不回新中国服务?”李政道随口一答:“我不愿被人洗脑”。也许言者无心,但巫回国经历种种政治压迫与劫难后,对李政道的这句话有了痛彻心扉的感受。

巫宁坤到燕京大学后,首先遇到中共发起“思想改造运动”。多年后终于逃离中共国的巫宁坤写过一篇题为“燕京末日”的文章,刊发在1998年的《星岛日报》上。文章回忆了这段往事:当时燕大所有教师必须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以及和美国的关系。……我自以为写得既忠诚又详尽……”。谁知几天后就有人为此事找他谈话,谁?原来就是人称“新燕园摄政王”的历史系教授翦伯赞。“新燕园摄政王”这一称号,表明了自1949年起,翦伯赞靠着主子的撑腰,在燕大校园春风得意的权势。巫宁坤在“燕京末日”中继续回忆:

他(翦伯赞)一开腔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代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支香烟。对着我喷云吐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

哪里还有一点学者说话应有的气度?打着历史学家的招牌,却是斯塔西或锦衣卫的作风。此后巫宁坤果然厄运不断,先从燕京大学被踢出,倒让诚心推荐巫宁坤回燕大的赵萝蕤十分过意不去,继而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又被押送北大荒农场强制劳动改造,文革中所受种种虐待迫害,更令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翦伯赞却在威胁巫宁坤的第二年,顺利进入北大并成了历史系主任。直至1991年,巫宁坤与妻子终于脱离中共国,远赴美国弗吉尼亚洲定居,并留下一部血泪凝成的自传《一滴泪》(A Single Tear)。在“燕京末日”一文里,巫宁坤不经意间记录了一个红色鹰犬的形象,为后人提供一个警示。

紧接着1952年,毛贼对燕京大学著名哲学家张东荪发难,翦伯赞依然是落井下石的头号鹰犬。张东荪是“五四”以来研究西方哲学的杰出学者,又是1948年底北平和平谈判的中间人。然而张东荪乃一介书生,与毛贼话不投机,不愿曲意逢迎,在对外方针的问题上又所见相左。毛贼是睚眦必报的痞子,一旦得势,张东荪自然在劫难逃。在燕京大学召开对张东荪的批判会上,翦伯赞的冷酷斗争刀刀见血,令所有与会者感到十分震惊,章诒和在文章中指出:

他(翦伯翦)的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所谓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他揭发)一.张东荪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就说“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就会饿死”。又说“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辱,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二.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唯物辨证法论战》一书里,张东荪说“马克思派的企图不但不会成功,其结果只会弄成既非科学又非哲学的东西,终谓四不像而已”;三.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一书里,张东荪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政,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翦伯赞不愧是红色鹰犬,充满杀气的批判不仅将张东荪推下深渊,也令所有与会者心惊胆战。把哲学家的学术思考当作政治罪行打击,翦自然不是始作俑者,但在对张东荪迫害的过程中,翦伯赞无疑立了第一大功。今天我们回头再看张东荪著作的上述言论,感觉哲学家的预言何其睿智,令人顿生敬意。翦的煽动性发言结束时,会场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忽然群体发作,竟与《一九八四》中描写的场面惊人相似,与会者们激动得振臂高呼:“彻底肃清反动亲美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不久,张东荪因莫须有的“美国特务”罪被判刑,全家惨遭株连与迫害。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康奈尔大学博士,昆虫学家,与其父同年被捕,被关在秦城监狱,几年后被折磨成精神分裂症。次子张宗燧,剑桥大学博士,物理学家,因不堪凌辱而自杀。三子张宗颎,因“偷听敌台”罪,遭迫害与妻子双双自杀。两个孙子也未能逃脱十余年的牢狱之灾,仅剩一女张宗烨勉强挣扎生存,成为在高能物理学领域作出建树的院士。张东荪全家的超群才华与悲惨遭遇,令人唏嘘不已。主凶固然是毛贼,助纣为虐的鹰犬翦伯赞,在道义上也难逃其责。

同在1952年,全国各大学被强迫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从此永久消失,翦伯赞坐上北大历史系主任的交椅。1954年毛贼发动对俞平伯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更加如狂风暴雨,一大批无辜的知识分子被株连。其实对胡适的批判,早于对胡风的批判,对俞平伯的批判即包含着对胡适的敲打,胡适成了美、英资产阶级文化在中国的代表。在批判胡适的浪潮中,翦伯赞作为红色鹰犬的本性不变。1955年1月初,北大召开了一场大型座谈会,主题是“批胡适,打死狗!”,会上翦伯赞颠倒黑白、冷酷绝情的发言,在当年1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可以查见:

胡适已经是一条死狗,我们现在是打死狗,也许有人说打死狗何必用这样大的力气来干,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条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阴魂未散,还在新中国作怪,他还企图在新中国借尸还魂。现在胡适的阴魂也许已经附在我的身上,也许已经附在在座的某些同志的身上。因此,我们都要好好的检查一下,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胡适的阴魂,如果有就要把他赶走,因此,打这条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难,所以必须投些力量……。

而今60余年过去了,当年参与批判胡适的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出于自我保命,属于迫不得已,如冯友兰、朱光潜、沈尹默、俞平伯……等人,他们小心翼翼向军管会表示,要与胡适的自由主义划清界限。但翦伯赞绝不在此之列,翦属主动出击、投石下井、趁机立功。胡适先生的道德文章、学问人品,即便在今日中共国知识界,也已获得广泛的敬仰。与此同时,翦伯赞作为红色鹰犬的面目,也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1957年毛贼发动“反右”,经广泛“深挖”与“揭发”,“史学界四大右派”浮出水面。这“四大右派”的帽子,是官方的新华社于1957年10月18日定下的,“四大”分别是指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陈梦家。其中荣孟源有点出人意外,荣曾是在延安已退党的老革命,列入“史学界四大右派”的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资格老凑个数。雷海宗、向达、陈梦家三位都是学养深厚、才华横溢的重量级学者,其中陈梦家是上文中赵萝蕤教授的丈夫。这一年11月,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了三天三夜面对面批判“四大右派”的斗争。雷先生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已由清华贬到南开大学,“反右”时正因患病无法到京接受批判,剩下向达与陈梦家二位,成了有组织、有预谋围攻的主要目标。

如此规格的批判大会,绝不会没有翦伯赞的登台表演。巧的是向达与翦伯赞又同为北大历史系教授,翦的鹰犬品质更决定了向达在劫难逃的命运。况且向达从学问到人品,曾得到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的高度赞誉。陈寅恪认为在中西交通史这一领域,向达无人堪与比肩。向达与作为马列主义史学家的翦伯赞,完全是两股道上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翦伯赞在批判、围攻向达时,首先指责向达在史学研究中,否认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向达曾说过:“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向达还说过:史学界的百花齐放,不能只放“五朵金花”,这成了向达又一罪状。“五朵金花”是指翦一类马列史学家们归纳的史学五大问题:古代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民族问题。

到了文革爆发,向达成了北大首批被关入“牛棚”的“牛鬼蛇神”。据历史系教师回忆,那年在骄阳似火的炎夏,向达被剃光了头,在三院二楼外跪在被晒得烫手的瓦片上,一跪就是几小时,目睹者吓得直哆嗦,或躲着流泪。这一年的11月2日,红卫兵勒令向达在校园捡西瓜皮。早已经不起折磨的向达突然倒地,从此再没能醒来,这一年向达先生66岁。悉知这一消息的翦伯赞,其实离死期已不远,他的心里会生出一丝愧疚之情吗?

一向以马列主义史学家自居,并已是北大副校长的翦伯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跪在地上低头认罪。1965年12月,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翦伯赞首次遭公开点名批评。戚本禹的来头大,翦伯赞连招架之功也没有。第二年的4月23日,《人民日报》占整整两大版的文章“翦伯赞同志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出笼,也许让翦伯赞感到丧钟敲响。从此这位马列主义史学家一步跌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翦伯赞头颈挂着黑牌,低头弯腰,两臂后举,被红卫兵戏称为“坐喷气式”。翦忍受着种种人身攻击、侮辱、谩骂与抽打。到了8月下旬,红卫兵上门抄家,翦伯赞与夫人被逐出燕东园独居的一幢小楼,搬到海淀一间破旧的小木屋里。翦伯赞经受的批斗大会有多少次?仅在1967年,有万余人参与的批斗大会就有两次,分别在4月4日与5月16日。

1968年的最后三个月,有两件事交织在一起,由此决定了翦伯赞的死期将至。这一年的10月,中南海刘少奇专案组”派专人到北大找翦伯赞,来人叫巫中。在亮出自己的身份后,巫中开始严厉训斥翦伯赞:刘少奇的罪行已查清楚,刘就是叛徒,内奸,工贼。然后在已准备好的材料上,令翦签个名,以证明刘少奇的历史罪行,并交代刘的叛变一节。翦伯赞始终低头站着,一声不吭。气急败坏的巫中,临走前厉声呵斥翦伯赞:“何去何从?你仔细考虑。态度不老实,不会有你的好下场!”

接下来11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对资产阶级权威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这对翦伯赞而言,虽被定性成“反面教员”,永久失去“马列主义史学家”的挂冠,但似乎又获得一个“免死牌”。从此翦伯赞又从海淀的小黑屋,搬回燕南园宽敞的住宅,每月开始有120元的高收入。

可惜好景不长,12月中旬专案组的巫中果然又来了。巫中命令翦伯赞交代刘少奇罪行,翦伯赞依然无动于衷、一声不吭。巫中暴跳如雷,凶狠吼叫近三个小时。巫中离去时,手指着翦伯赞,恶狠狠地撂下最后的警告:“你不交代清楚,只有死路一条。三天后我再来,绝不会放过你”。至此,这个红色鹰犬大概已明白,毛泽东的那个“给出路”的政策是虚的,背后操纵“刘少奇专案组”的,正是毛本人。12月19日夜晚,这位当年的“马列主义史学家”与夫人一同穿戴整齐后,吞下超量的安眠药。

第二天,人们在他遗体的中山装两侧衣袋里,发现各一张纸,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这条绝路。”;另一张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不仅是人格的分裂,更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症状。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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