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贴切地论道，"王朔的小说像个暖水瓶，以外在的冷峭盛着一壶滚烫的水"，"他是以'温补'的方式调剂着人们的胃口，当然时不时地也会扎上一针"。
我从不怀疑评论家的见识和眼力，但把王朔的小说，看得如此透彻者，怕并无几人。
是的，我注意到，王朔的中篇小说《过把瘾就死》、大中篇《刘慧芳》，比较突出地显示了王朔新的审美追求。与《过把瘾就死》小说的名字相反，其内容颇为严肃。小说中的"我"与女主人公杜梅相互吸引，又相互猜忌，然后拌嘴、使性子，如此这般，洋洋洒洒地写了近十万字，但看似并无情节可言。
王朔的小说，功力在语言上，他那赋予了新特性的"京片子"语言，就足以让读者在妙趣横生中，享受着永不乏味的快感。请注意，小说就是在"我"和杜梅的相互吸引和争吵中，把20世纪90年代青年男女在恋爱中的心态"陌生化"、典型化了，从而呈现了庞大都市里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调侃中爆发着幽默，戏谑中羼杂着眼泪。
其篇幅几近长篇的《刘慧芳》，是王朔小说中并不出彩的一篇，但它所包蕴的人性的光彩，让世人为之瞩目。后来，王朔将之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渴望》，便有了世人争看《渴望》的盛况，使之成为那个年代独特的景观。
而让全国家喻户晓、深深喜爱的善良、贤惠的刘慧芳形象，成为新的英雄形象，一个社会主义新人。有这样的"痞子作家"吗？那些不怀好意的批评家都傻了眼，只剩下咽唾沫的份儿了。
4
因王朔，我结识了姜文。
冬季的一天夜晚，北京城已沉睡，我家四合院的大门被人敲响。当时我正为编校尤凤伟的中篇小说《生命通道》而熬夜。我拉开门闩，见到比我高出小半头的姜文，微笑着，搓着手，站在我面前，有些惊愕。姜文笑曰，是王朔让我来拜访你的。
因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王朔成朋友。我忙请姜文到书房里坐。姜文说，我想把《当代》发的《古老的谋杀》改编成电影，王朔让我来找你帮忙。姜文声音洪亮，我的读中学的一双儿女，闻声分别从自己的房间跑过来，要见见大明星。于是认识了姜文。
后来，姜文参演的《北京人在纽约》播放时，好朋友、导演郑晓龙让我参加在假日酒店召开的座谈会，并叮嘱要重点发言。我的长篇发言使座谈会活跃起来。会上又认识了刚刚成名的歌者和作曲家刘欢。
姜文
那之后，姜文又改编了我责编的、在《当代》发表的尤凤伟的《生存》。一开始，他们合作得比较愉快，后来闹了矛盾，希望我来调解。最后，因未获公演权，纷争停息。
一次，在王蒙小说研讨会，我又与应王蒙之邀参会的王朔谋面。此时已距我社在港澳中心酒店召开的香港作家梁凤仪作品研讨会两三年了。正是在那次会上，王朔希望我写一篇长文，评价一下他的作品，并为如今已声名大噪的金丽红编的《王朔文集》助助威。
王朔从未求过我，我用了几天，写了一篇长文《侃爷王朔》，在《北京晚报》连载。不少文坛朋友为这篇文章唱了赞歌，我的师哥、评论家张同吾还为《北京晚报》写了一篇评《侃爷王朔》的文章，着实地夸我一番。
当然，也有一位获茅盾文学奖的朋友，因不屑王朔，而打电话取笑我："你是堂堂大编辑家，怎么以爷称王朔？"一直到多年以后，有些作家朋友还为我这篇文章而耿耿于怀。
20世纪末，云南邀请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老作家李准、将军诗人李瑛等一批作家访问昭通，我也忝列其中。我们把所获报酬，悉数捐给贫困山民。后来当地作协，请我们给云南作家讲讲文学现状，唐达成点名让我主讲。我刚刚讲到王朔，一位很有成就的北京作家，竟然拍案而起，云："兆骞兄，你休谈王朔，我们耻于与王朔为伍！"
也是因为王朔，我结识了冯小刚。
初见冯小刚，是在1986年。那时郑晓龙告诉我，我责编的《麦客》要由北京电视台拍成电视剧，希望我和《当代》给予支持。
1985年，在南京召开了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颁奖会，是我想办法，把郑晓龙和李晓明带到南京并参加颁奖活动的。会上，我已将《麦客》的作者即邵振国等获奖作家引荐给郑晓龙、李晓明。
拍《麦客》时，冯小刚是美工，我经常跑片场，与小刚有了点头之交。而正式相交，是一家杂志让我写王朔，于是一起去见王朔和冯小刚。冯小刚很希望我多写王朔和他们合作的电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