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封面（文章作者提供）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这句当代人几乎都能琅琅上口的话语，其原始出处虽有争议，但它之所以能脍炙人口，无疑归功于密尔顿‧弗利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这位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自由经济学家”美誉的经济学大师。由于弗利曼在写给大众的通俗文章于一九七五年集结成书用这句话作为书名，这句话才风迷全球，这同时也凸显出弗利曼在公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弗利曼获颁诺贝尔奖，足证其学术成就之高，但他之所以享誉全球、对人类有极大的贡献，却是在公共政策领域上对“自由经济理念”的大力传布、推广之故。他在这方面不但著作等身，而且风尘仆仆到各国对国家领导人和普罗大众耳提面命。为了发挥更大影响力，弗利曼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与海勒（W. Heller,1915～1987）举行公开大辩论，也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一段时间（1966～1984）与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1915～2009,凯因斯学派最主要大将，一九七０年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纸上论战，被萨缪尔逊称为“经济学界的鳗鱼”。
经济学界鳗鱼的情操
这个比喻鲜活地点出弗利曼的自由经济观点在当时属于少数，但却颇富攻击力，有如远洋渔业捕鱼者，为了维持所补获鱼群的新鲜，必须放入几条鳗鱼与鱼群相斗。这也显示出弗利曼处境的艰难，但他为真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只身力战群雄。
除了以文章、演讲、辩论宣扬自由经济理念外，弗利曼更深入政治专制独裁国度与领导人对谈，或充当经济顾问，将经济自由灌输在政策决策者脑中，最有名的当推他在一九七0年代充当智利军政府独裁者皮诺契特（Augusto Pinochet,1915～2006）顾问，促使智利致力推动市场自由化策略。但也因为如此，弗利曼在1976年被宣布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引发史无前例的抗议风波。
举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系和瑞典商业学院的教师及研究员的抗议信为例，内容是：“尽管弗利曼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有一些成就，但他完全不理会他所推荐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后果……。他和他的芝加哥学派，做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军事独裁者之顾问，也替智利军人政权拟出一条经济政治路线。……这一切不但指出了皇家科学院的政治幼稚病，也完全抹煞了弗利曼的得奖资格。……”
除了有这种书信抗议外，颁奖那天，场内有一人抗议，场外更有四千人示威，创下截至该年为止，共七十五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受到破坏的先例，且因示威者挡道，典礼后的国王传统晚宴，也首度延迟开席。虽然受到如此激烈抗议，弗利曼仍坚持其借机转变独裁者理念的作法，继续充当各国政要的咨询顾问，最著名的就是与中共经改初期的关键人物赵紫阳在一九八八年的长达两小时面对面会谈。
为何弗利曼敢于干犯众怒，冒着“为虎作伥”的罪名持续帮军事独裁者拟定经改政策？在弗利曼夫妇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对话式自传《两个幸运的人》（Two Lucky People）的第二十四和二十六两章，对该事件的始末，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和辩解。我的理解是，弗利曼相信“经济自由的结果将促成政治自由”。在智利，皮诺契特将军接受人民的裁决（公民投票），安排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进行总统选举，军事执政团把政权交给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恢复了真正的政治自由，而新民主政府继续执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也终究实现了“自由市场经济在自由社会中健全运作”的终极目标。
坚信自由经济最能造福人群
弗利曼之所以有如此的勇气，就在其对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坚信，坚信这种制度对人类的福祉最有助益。为了促进人类福祉，不辞辛劳地做自由经济布道工作，他将其完整理念在一九六二年作了统整，以《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这本书呈现，而这是一本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书。
由于当时那些深恐政府规模扩大，以及深恐福利国家和凯因斯思想的得势会危及自由和繁荣者，是被归属于相当多数的同辈知识分子视为怪异份子的少数团体，该书因而受到漠视，没有任何一份全国性的主要刊物对之评论，即使如此，该书出版十八年也卖出了四十几万本。到一九八０年，当《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这本书出版时，情况却大为改观。这由弗利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一九八二年版序言〉中可清楚得知。
弗利曼这样写着：“过去二十五年来学术气候转变之大，可由我的妻子和我合著的《选择的自由》一书所受到非常不同的待遇得到证明。《选择的自由》一书刊行于一九八０年，在思想上直接承袭《资本主义与自由》。《选择的自由》得到所有主要刊物的评论，而且通常是具有特色的长篇评论。《书摘》不仅摘述该书，而且以它为封面作号召。《选择的自由》出版后的第一年就在美国卖出四十万册精装本，一九八一年初并印行普及版，而且已被译成十二种外国文字。
我们认为这两本书被接受程度的不同，不在于品质的差别。事实上，较早的那本较着重哲学思想，也较抽象，因此是较为基本的。而《选择的自由》，如同我们在该书的序言所说的，‘较多精微实例，较少理论架构’，《选择的自由》补足了，而非取代了《资本主义与自由》。从表面上看，读者对这两本书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可以归功于电视的力量。《选择的自由》是根据我们在公共电视台同名的节目而设计的，原本也是要伴随该节目的推出来销售。毫无疑问，电视影集的成功，突显了该书的卓越。
这种解释相当肤浅，因为电视节目本身的存在和成功，正可证明学术气候的改变。在一九六０年代，从未有人来找我们制作像《选择的自由》这样的电视节目；这样的节目即使有赞助者的话，也必定很少。如果真的制作出这样的节目来，观众也一定少得可怜。因此，《选择的自由》所得到的不同待遇，以及电视影集的成功，正是舆论气候改变的当然结果。虽然我们这两本书的论调依然称不上知识的主流，但至少现在已得到知识分子的尊重，而在广大的读者群中几乎要被视为传统的作品了。”
舆论气候的大转变
弗利曼又说：“舆论气候的改变，来自经验，而非理论或哲学。苏联和中国曾经是知识阶级的大希望之所寄，如今很明显的已经被唾弃了。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曾经对美国的知识分子产生极大的影响，也早已身陷困境。回头看看美国，一向热衷于大政府的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又为民主党的支持者，在经过了越战，特别是肯尼迪和詹森两位总统所扮演的角色后，已感到大失所望。许多伟大的改革计划，诸如国民住宅、支援工会、学校的种族融合、合并学区、联邦对教育的补助、反歧视运动，这些过去代表福利的旗帜，如今已多化为灰烬。和其他人一样，鼓吹改革计划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袖珍本著作也受到通货膨胀和高税率的冲击。是以上这些现象，而不是理论书籍洋洋洒洒陈述出来的理念，解释了一九六四年高华德（Barry Goldwater,1909～1998）的大败，而到了一九八０年雷根（Ronald Reagan,1911～2004）的大胜之间的转变。高华德和雷根这两个人提出了相同的计划，也传达了相同的讯息，却遭到截然不同的命运。
那么，像本书一样的同类书籍，它们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就我看，有两层意义。首先，是提供了自由讨论的题目。如同我们在《选择的自由》一书的前言中写到：‘唯一能真正说服你的人便是你自己。你必须让各种论题自在地在心中翻动，考虑这许许多多的辩论，让这些辩论去喧腾鼓动，过了一段长时间之后，把你的偏好变为坚定的信仰。’
其次，也是较为基本的是，在环境必须做转变之前，保有开放的选择空间。在私人行事中，尤其是在政府的体制中，都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惯性，这种惯性可以说是现状的专制(the tyranny of status quo)。只有在面临危机时—不管是实际发生的还是预期到的危机—才能产生真正的改变。一旦危机发生，应付危机所采取的行动，是依当时社会广为流传的理念而定。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功能；亦即，对应于现存的政策，发展出不同的方案，使这些方案持续活存且具可行性，直到它们从政治上的不可能采行，变为政治上的不可避免。”
经由弗利曼的自述，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与自由》与《选择的自由》两本书是互补而非替代性的，只是《资本主义与自由》较着重哲学思想、较抽象、也较为基本。
弗利曼在一九八０年时认为，美国人正在觉醒，也再度认清“受到过度管理的社会很危险”，也了解“好目标会被坏手段搞砸”，而“依赖人的自由，根据他们本身的价值，去控制自己的生活，是充分实现伟大社会的完整潜力，最牢靠的作法”。所以，弗利曼以“也幸好，身而为人，我们仍然能够自由的选择应该走哪条路—是否继续走政府愈来愈大的路，还是喊停和改变方向”，作为《选择的自由》这本书结语。
不过，弗利曼虽庆幸美国人在一九八０年代有选择的自由的权力，但他在一九九三年二月于《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九八二年版的〈中文版作者序〉中，却提出了震撼人心的警语。
经济自由倒退
弗利曼写道：“我很高兴，《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文版能在台湾发行。虽然该书英文第一版发行于三十年前，但书中所揭橥的理念乃是永恒的。那些理念适用于三十年前，也适用于今日的环境，而就某些层次言，可说更切合当前的局势，政府干预市场的年代已因舆论而有所改变；当年批判政府干预属于极端且激进的论点如今已广被接受。尽管如此，政府干预的行为并未随着观念的改变而同等变化。
相反的，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０年代以来，非但没有减弱，且有增强之势，今天的政府花掉国民所得的一大部分，采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细腻地干预到个人生活。
最重大的行为变革发生在原本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包括苏联和其卫星国，以及中共。那些国家试图以自由市场取代中央集权控制，来获取最大可能的利益，位处于西半球的我们对这些发展深感得意。共产主义的瓦解使我们相信，我们正在进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其实不然，似乎我们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产主义国家之形态，而共产主义国家正在努力走向七十五年前我们所处的国家之形态。
我对台湾的了解不深，因此我不敢说台湾的情形是否亦如上述的西方国家之态势。然而，以美国为例，我确信反转目前的方向且改行缩小政府规模和减少侵犯个人事务是极为迫切的作法。我们的行为有必要配合我们所说的话。
在台湾发行《资本主义与自由》也许像是运送煤炭到电气化的城市，因为台湾过去四十年来遵循本书所阐释的理念，已经变成二十世纪的经济奇迹之一，一如香港、新加坡、二次大战后二三十年的西德，以及过去二十年来的智利。不过，这样的成果并不是说本书的理念就不相干了。美国和其他已开发国家的例子显示，一旦透过市场机能赢得繁荣之后，常有强烈倾向走向社会主义国家之形态，要维持市场机能的运作可能比导入市场机能来得困难。我非常希望本书的发行能够帮助台湾保有、且扩大其人民的自由和经济的自由。”
弗利曼在该序文中表示对台湾的了解不深，因而不敢说台湾的情况与他所描述的西方国家态势相同，他又谦虚地表示《资本主义与自由》在台湾发行，也许像是运送煤炭到电气化的城市。弗利曼言下之意是，台湾早已遵循这本书所阐释的自由经济理念，因而本书在台湾面世恐怕是多此一举。其实，当时台湾的情况比弗利曼忧心的西方世界之演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二００九年在金融海啸后，马政府急切与对岸签订ECFA，更产生危机。而二０一六年蔡政府上台，倾向左派的社会主义政策且方兴未艾。
在美国，欧巴马主政后快速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以健保改革强渡关山可见一斑，这也更凸显弗利曼的先知。到二０一七年，川普当选总统，重拾一九八０年代雷根总统的自由经济，虽被称为“敲响社会主义的警钟”，但其行动却是困难重重，因为美国社会早已迷漫社会主义思维，甚至被共产主义普遍渗透了！果不其然，二０二０年美国大选在满天舞弊疑云下，民主党拜登上台，欧巴马社会主义政策重新抬头，而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助威下，政府管制和干预力量大为扩大。至于共产世界的迈向自由经济，更是挂羊头卖狗肉，由中共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已可清楚明白。所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更是需要弗利曼一九六二年写作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来引领。
12个问题历久弥新
这一本没有数学符号、没有任何几何图形的“叙述性”著作，展现出不同于“一般人”所认定的“经济学理”，也无形中为“自由经济学无用”作了极为有力的辩解。借着身为自由主义分子（这个名词的定义还请详见书中弗利曼的澄清）所抱持的“自由”精神，弗利曼将各个社会中常见的十二个重要问题以浅显的文字、流利的文笔提出精辟的分析。
这十二个问题分别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关系、政府在自由社会里的角色、控制货币、国际金融与贸易安排、财政政策、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角色、资本主义与歧视、独占与企业和劳方的社会责任、职业特许、所得分配、社会福利的措施，以及减轻贫穷。
这些问题都与社会中的每一分子息息相关，也是各个领域的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课题，弗利曼以自由经济的角度，为我们指出一条异于一般人想像的明路。
这本早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书，是弗利曼根据其在一九五六年的一系列演说内容集结而成，据此推算各篇文章正是弗利曼壮年期精力充沛、生产力达到顶峰时的杰作。无怪乎一九九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性预期学派的宗师卢卡斯（R.E. Lucas, Jr.）推崇本书是弗利曼思想的精华，既有原创性又极富哲理。
自由经济在乎政府角色的正确
本书所论述的十二项问题，都围绕在“政府”角色的如何扮演，这也正是台湾自一九八四年即提出的“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政策之关键点，到一九九五年“亚太营运中心”跨世纪方案，配合“行政改革”、“政府再造或改造”、“减肥”等等行动，全都是在“小而有能”、“做该做的事”等等政府职责何在，以及如何作法上围绕，就是一九九七年宪改大戏也都在作这种事，但成效却不彰。症结所在，就是在正确观念的无法生根，此由弗利曼在本书的〈导论〉一开始所引的已故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1917~1963)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被此间当成金科玉律就可知一斑了，也就是说没有跳脱出政府是主人或神祗，人民是仆人或崇拜者的迷思，如此，恐怕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为何早在李登辉当总统时就公开喊出“人民是头家”，但实际现象都似乎相反，实在很有必要在弗利曼这本书的导论和第一、二章找寻答案。
记得哲人曾说：“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亘古不变的，一种则是与时俱变的。”速食、技术性的知识是属于时常变动的，而富於哲理的思想性知识是不变的，要归为不变的知识并不容易，经得起时代考验的著作更不多见，这本《资本主义与自由》确是属于此类作品。已故的自由经济学前辈夏道平先生曾在其《人的行为》（Human Action）译著的修订版译者序中，一开头就说：“不朽的名著，没有‘时效’问题，因而也没有‘过时’的翻译；有的，只是无常的‘时运’。”他用来恭维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巨著的话语，也同样适合弗利曼的这本书。
不朽的名著愈久愈闪亮
总之，不朽的名著不但没有过时之虞，还会有愈陈愈香、愈见其闪耀光芒的功力，《资本主义与自由》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对于此时的台湾，这本六十年前面世的书所探讨的十二个问题，如谢宗林在〈译者序〉中所举证的，还是悬而未决、甚且每况愈下的重大课题，让我们一起在其中找寻明路和良药吧！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这本书在台湾最早的中译本是一九七二年由台湾银行出版，是根据一九六二年最原始版翻译，其后在一九九三年再由我邀蓝科正教授和黄美龄小姐，就一九八二年版再重新翻译，由久大万象图书公司出版。到二０一０年，这两种译书都已经绝版，当时我觉得有必要再让这本书在台湾重见天日，正好英文原书在二００二年又再版，而当时最有资格作此翻译工作的谢宗林又从中华经济研究院退休，正可全力翻译，于是向五南出版公司张副总推荐，促成这本最新译作的出版，相信已臻“信、达、雅”境界译功的本书，会对华人社会有莫大贡献。
我必须再强调，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物质报酬率极低，但对知识的传布、交流却极为重要，翻译好一本书甚至比自己创作还难，遗憾的是，往往受到轻视，也被误解为轻而易举之事，于是很难吸引名家来作。因此，个人感谢谢宗林兄愿意加入翻译不朽名著的阵营，也钦佩五南公司的出版魄力。当时，更希望本书能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思考，终而使社会更和谐、国人福祉更增进。
有意思的是，这本新翻译书在二０一０年即将付梓出版之际，英国在当年五月十三日“政党轮替”，以保守党为首的联合政府上台，被认为是全欧洲政坛向右转的最新例证。当时中间偏右的政党或联合政府都在西欧大国占上风，包括德、法、英与意大利。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已是右派当权，至于南欧伊比利半岛的西班牙与葡萄牙，当家的社会党正竭力抵挡保守派反对党的步步进逼。
当年《洛杉矶时报》引述分析家的看法指出，虽然国际金融体制几近解体，全球经济衰退又接踵而来，但这股默默持续数年的向右转趋势，正方兴未艾。选民不但没有受到某些专家们批判“资本主义失灵”而惩罚右派政党，反而找它们出面收拾残局。
选择右派收拾金融危机残局
设在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研究员欧唐纳当时说：“许多欧洲国家的人民相信，中间偏右政党比中间偏左政党更有能力应付经济问题。”
以英国为例，保守党在选举时强调整顿金融乃当务之急，批评工党放任政府预算赤字达到类似希腊的比例，并开出当年就要删除九十亿美元支出的支票。二０一０年新首相卡麦隆五月十三日上台当天召开首次内阁会议，内阁阁员立即减薪百分之五，借此宣示要把矫正国家财政列为施政优先项目。
当时的欧洲为何会有向右转现象？政治专家分析，一个理由是左派政党已向中间靠拢，有时甚至吸收右派的政策理念为己有。另一个理由则是要削减赤字就只能削减支出，没有其它办法，也因此意识形态变得不管用。譬如在希腊与西葡执政的社会党人士，受限于欧元区规定，只能推严苛的撙节措施来降低膨胀的公共赤字，与保守派政党没有两样。或者可以说，各国政府采用“印钞救市”拉拔经济，其实不被人民所认同，而金融海啸和经济萧条也不被认为是市场失灵或资本主义失败，反而是大政府或政府干预经济失当所致。
不过，尽管撙节、小政府的右倾思维看似占上风，但在贫富悬殊扩大、中产阶级消失、低薪等等现象浮出，追求“公平正义”的声音及行动扩大下，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Thomas Piketty)又在二０一四年出版《二十一世资本论》(Capital in Twenty-First Century)这本畅销全球的砖头书，让社会主义、甚至马克思共产主义再复活，而资本主义又被指责。所幸美国川普总统独排众议，重拾一九八０年雷根总统的自由经济理念，正需要这本《资本主义与自由》重出江湖作为理论基础及行动准则，而台湾更应跟随美国的脚步向右转，也当然需要这本书。
就在此时（二０一八年），五南出版公司推出“经典名著文库”，将二０一０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译本重新排版纳入其中，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当时我也希望读者能经由这本经典书籍，获得政府应当扮演何种角色的正确认知，也更盼望政府决策者和有关公共政策的专家学者们，好好仔细阅读这本经典！
世界舆论气候再左转
不过，正当川普对中共中国发起贸易战，试图打垮“中共新重商主义”，好让全球回到公平贸易、进而再往自由贸易全球新秩方向落实之际，一场由中国武汉引爆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或新冠病毒）却打垮美国经济，在满天弊案下川普连任受阻，民主党拜登政府上台。不但重拾欧巴马社会主义政策，更实施极端左派、激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党议程，而二００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aul Krugman)这位“新凯因斯学派”领头羊极力主张的“政府大力干预”再度抬头。
说也真巧，弗利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最新版本也在二0二0年面世。或许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有鉴于社会风气极速左移，乃赶紧再将弗利曼推出来制衡，毕竟芝加哥大学是自由经济的滩头堡，而弗利曼是芝加哥学派最具代表人物，这本《资本主义与自由》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理论和现实问题并具，这个时候再重新推出有如及时雨，再恰当不过了！
虽说是新版，但除了新加《纽约时报》编委宾雅明･亚波榜(Binyamin Applebaum)所写的〈前言〉(foreword)外，与二00二年版本的内容完全相同。众所周知，《纽约时报》是左派媒体，认同社会主义，其记者和编委也应都偏向左派，为何芝大出版社会邀亚波榜写本书前言？又，为何亚波榜会答应为本书写前言？实在耐人寻味。或许因为亚波榜曾在二0一九年九月出版《经济学家的时刻》(The Economist’s Hour)，书中主角就是弗利曼，而亚波榜在二0二0年九月十八日于《纽约时报》的时论〈责备密尔顿･弗利曼五十年，这里有其他看法〉(50 Years of Blaming Milton Friedman. Here’s Another Idea)，看似在为弗利曼辩护，由而认为亚波榜是为当代人引介弗利曼及其经典著作的适当人选。
正如本书中文译者谢宗林在翻译该〈前言〉之后所言，这位左派人士对弗利曼的理念多所误解。该篇〈前言〉前面十分之八篇幅在介绍弗利曼的生平事迹，提供了有意思讯息，但最后十分之二篇幅对这本书的评论却令人揺头。读者可就他们两人的论评，对照弗利曼的全书，仔细思量，相信会收获良多，也应能明白为何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造福人类，也可明白左派社会主义者如何抹黑、污蔑自由市场，而“资本主义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政府是来维护自由，并非来干预市场的，并进而思索“小而有能的政府该做什幺正确事务，又该如何做好”这个最根本、最重要课题。
这本最新中文版本，是谢宗林在二０一八年修改二０一０年译本的版本，再加上亚波榜新写的〈前言〉，并将弗利曼在一九九三年二月为“一九九三年中文版”亲笔所写的序文（蓝科正教授中译）纳入。如弗利曼所言：“书中所揭橥的理念乃是永恒的。”那些理念适用于六十年前，也适用于今日的环境，而就某些层次言，可说更切合当前的局势。
如今世间重大天灾人祸频传，社会主义盘据全球，如何在这“末后之末”逆流而上，拯救人类于水深火热、满天瘟疫之中，这本经典可说是“灵丹妙药”！怎可不看呢？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