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行为》中译本第四版封面
这本书是奥国学派第三代大师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的不朽巨著《人的行为：经济学专论》（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第三次“中译本”。最早的中文译本是一九七六年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的，译者是一九九五年过世的自由经济前辈—《自由中国》半月刊主笔夏道平先生。
《人的行为》中译本源起
由于先天的性向，更由于数十年来关于世局的体验与思索，夏先生对奥国学派的经济思想和其相关的社会哲学，有一份浓厚的偏好。他体认到：米塞斯是把经济学纳入社会哲学或行为通论的架构中来处理，与当代主流经济学者所宗奉的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偏于把经济学寄托于数学或统计学部门有所不同。这一差异，关乎他们个人学问造诣之深浅广狭者，乃至关乎经济学之是否被确实了解者，其事小；关乎其影响于人类文明演化之分歧者，其事大。面对这个关系重大的分歧路口，夏先生选择认同具深厚广博的社会哲学基础的奥国学派经济思想，且花四年的时间将该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的代表作多达八十多万字的《人的行为》译成中文，传布到华人世界。
十五年之后的一九九一年，经历东西两方的紧张冷战，台海两岸的雷霆斗、日月昏，到左右两端的极权暴政相继转向政治民主、经济自由。该一变局显现出奴役与自由的意理一消一长，也密切关系到米塞斯《人的行为》这本书的“时运”转移。由一九八九年六月的香港《信报财经月刊》上，所发表的林行止先生的〈中国驻美大使索取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共产主义的“照妖镜”〉一文，显见共产中共领导人也注意、关切到《人的行为》，而米塞斯是批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激烈的。巧的是，当时远流出版公司的詹宏志和苏拾平两位先生竟然跟我提议，将夏先生早年花下心血翻译的米塞斯三本大作，重新校订再行出版。当时还在世的夏先生以年岁已大作为借口，要求我负责校订工作，由于对米塞斯的经济思想了解有限又没对照原著，加上赶时效，我只就中译文不通顺和有疑问处提问夏先生并修正。
“修订版中译本”十多年后出现
如夏先生在〈修订版译者序〉中所言，该次的修订，绝大部分是在单字和标点符号的改错，以及文句的润饰上。也正如夏先生说的：“严谨的翻译，尤其是理论性的翻译之求严谨，真是一件难事。我相信这个译本如再修订一次、两次，仍不免还有缺失。”这里，有必要讲一下夏先生为何要我负责校订。
早在一九八三年，我就踏入“自由经济”的思路，也渐渐相信，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才是经济思考的起点和终点，但到一九九０年，在七年的摸索过程中，虽摸到了这一思考方式，但对此种思考方式的渊源，以及此派先辈大师的思想、修养却极度陌生，顶多只知道芝加哥学派的几位学者。我只是就自己所接触过的一般学理反复思索，再以实际社会所发生的现象，相互印证推敲而已。就在夏先生因一九八０年代初“蒋（硕杰）王（作荣）论战”也进入中华经济研究院（中经院）之后，于相互言谈中得其教诲，才对几位古典经济学大师的哲理略知一、二，米塞斯这个名字，也是自那时才知道的。由于俗务缠身，一直无从获得研读米塞斯大作的时间，虽然夏先生屡次暗示，甚至明说，也都无所动作。
眼看一年复一年的过去，我对自由经济理论的精髓没下过苦功钻研，就在快被夏先生视为“朽木不可雕”的当儿，远流公司的詹、苏两位先生提议修订米塞斯大作中文译本，夏先生借着要我担任校订工作的堂皇理由，逼我看完他翻译的三本米塞斯大作中译。虽然只能算是快速浏览、囫囵吞枣，却在无形当中领悟到“经济学是人的行为学之一部分”，而当代主流经济学属于技术层面的分析工具，愈来愈多，早已欠缺清醒的社会哲学作为基础，对人性以及人的社会欠缺基本的认识。问题的出现就在那个“人”的正确概念，没有被当代经济学和读经济学的人时时刻刻紧紧把握住。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所必须了解的“人”，与生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样。经济学家虽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冲动和本能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完全摒弃人的修养或伦理道德，以数理模式机械化人的行为，将人“物化”、“机械化”。我也深深认同米塞斯一九四九年《人的行为》英文版第二三五页中所写的：“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
社会主义横行全球
不过，就在所谓的“科学、严谨”数理化模式和计量方法愈来愈走红之后，奥国学派不但被边缘化，在当今的经济学教学中已不见踪影，米塞斯的著作也当然乏人问津，被束诸高阁、甚至被丢弃了。二十一世纪的今日，虽然共产主义表面上退缩了，但社会主义却横行全球，共产国家实施的是“热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国家施行的是“冷的社会主义”，以“社会福利”的名义所向披靡，就有由共产世界来到自由世界的人士都惊讶地感叹：“这里好像共产主义一样，只是不讲暴力革命那一套。表面上是自由社会，实质上好像全世界都是在搞共产主义。”连最民主自由、世界第一经济强权的美国都不例外。而二０一六年川普的当选美国总统虽被称为“敲响社会主义的警钟”，但其实困难重重。世人还是迷恋社会主义，由二０一四年法国经济学者皮凯提（Thomas Piketty）厚达七百页的《２１世纪资本论》全球畅销，就可知其一斑；因果颠倒、本末倒置的说法竟获普遍认同，可知揭穿社会主义有多么困难。而二０二０年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立即转向实施左派社会主义的民主党议程，更可印证社会主义又横行全球。
在台湾，二十一世纪小英政府也被认为秉持左派思想，以“一例一休”政策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策就发挥其戕害人民福祉的魔力，而年金改革、揭“公平正义”旗帜的改革政策也都脱不了社会主义的实质。年轻人的未来被出卖，世代之争激烈上演，可以说都是实施社会主义政策所肇致的，唯有让世人清清楚楚看清社会主义的真相，打从心底彻底将之抹杀才能“找回被出卖的未来”，而《人的行为》正是这样一本最好的救命书，对尚未被毒害的小小年纪少男少女尤其重要。可是，远流版的《人的行为》中译修订本已绝版，而夏先生又早已过世，无法再负起修订再版的重任！
说也真巧，和我同时受夏先生感召修习奥国学派学理，且早已通读米塞斯等大师著作，颇受夏先生推崇的中经院同事兼好友谢宗林先生，多年前提早退休后，感悟到要重新翻译《人的行为》作为传家之宝。经我得知，劝他交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其过程已在谢宗林〈译者序〉和洪瑞彬〈校订者序〉中清楚交代，在这里，我只想对这两位志趣相投的好友及具有识见的五南出版公司之朋友表示谢意。
传诸万世的全新《人的行为》中译本
所以，这个译本是全新的，经过二十六个年头之后于二０一七年重新面世，由精读过前两次翻译版本的谢宗林这位真正的专业者精心翻译，并请专人予以清晰、流畅、可亲和可读的校正，应该是颇完美的版本，能分享到的读者可说是一种福气。不过，这本愈陈愈香一千多页的不朽巨著，七大篇三十九章的篇幅，毕竟稍嫌笨重，趁二０二０年再版将之分成上下两册，各一半页数，而二０二三年第四版又由译者对全书作修正。即便如此，本书终究还是很不容易消化的。因此，我还是重述夏先生在一九九一年〈修订版译者序〉最后向读者提出的建议：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读书人，包括在校的学生和已有某些成就的学者专家，多半是些连散步也要抄捷径的效率迷。效率迷要找精神食粮，喜欢去的是速简餐厅，看到大部头的书，很少不皱眉头而肯耐心从头到尾啃下去的。何况这本巨著又是当代经济学界的冷门书哩！所以我建议：凡是稍有意愿接触这本书的人士，请首先翻开目录，找自己有点兴趣的章节看一看，想一想，如果觉得有些﹃实获我心﹄之处，我想，就可能逐渐乐于进而追索其理论体系，而再从头细读全书。”共勉之！
值得再强调的是，自二０二０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肆虐全球，全世界都陷入“政府严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的漩涡中，更需要由米塞斯来解救，而阅读《人的行为》就等于聆听米塞斯亲自解说呢！
（本文由二０二０年二月二日一修再修）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