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开始放暑假，那时已开始流行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我当然不赞成此对联，但已没有兴趣去辩论，因为人家既然“不准革命”，也犯不上跟着乱掺和。暑期中有“返校日”，召集大家到清华大学操场去开大会，聆听“革命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革命”鼓动，会场高唱“造反歌”曰：“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老子革命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唱到最后全场齐呼：“滚他妈的蛋！”
世上有几人乐于唾面自干，承认自己是“混蛋”？像我这种“出身”不好的同学，歌当然唱不下去，但又不能公然退场，好容易熬到终场，便抽身“滚蛋”。由于“对联”遭到普遍的反对，不久出现了一种“出身不红”但“靠拢革命”的学生组织，称为“红外围”，我对此毫无兴趣。
多年后，我与当年主张“对联”的中心人物谭力夫相识，他那时已改名谭斌，踌躇满志地出任康华公司副总。我曾有意探讨一下这段历史，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不想扫他的兴。“对联”衰败后不久，他自己及其红色家庭也成为受害者。“文革”所煽起的族群仇恨，是体制和教育长期形成的恶果，不是北工大学生谭力夫个人所能承担得了的。
六，恐怖之夜，走脱罗网
1966年8月18日，按当今的说法，肯定是个商家“大顺大发”的开张吉日。当日老人家临时换上不合身的绿军装，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起，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小将的队伍，向全世界昭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张。
老人家后来总结说，“一生办了两件事”。十七年前第一件事办成时，他在这里主持了开国大典。据说大典之日原定为1950年1月1日，老人家改为1949年10月1日，即夏历丁丑年的甲子日。这个日子选得不错，本共和国至今已度过五十五个春秋。这回发动“文革”选了丙午年的丙午日，可能是翻错了皇历。古来年值“丙午”、“丁未”称为“红羊劫”，当天两个“丙午”碰到一起，将八亿中国百姓拖入一场历时十年的浩劫，成为伟大领袖一生最大的败笔。
当女红卫兵宋彬彬幸福地为领袖戴上革命的红袖章时，老人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当他得知是“彬彬有礼”的“彬”时，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从此改名“宋要武”，引为无上光荣。
就是这金口玉言的“要武”二字，不知令全国多少人在日后的抄家和武斗中丧命。那天我自然是没有跟着去山呼“万岁”的资格。据父亲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但这“动作”之快，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老人家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于是本校红卫兵获得无上荣光，成为全城红卫兵的“老大”，清华附中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改名“红卫兵战校”。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记得我的一位同学史青（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之子），曾邀我到其家帮助藏匿处理“四旧”。8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我见形势紧张，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不要打人”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这时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