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我所见到的最高龄者，是一位已超过九十岁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从事贱役的贱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中，又增加了不少同类，街道卫生大为改善。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我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大约属于“小业主”阶层，推拉着老北京拣破烂用的四轮“地坦克”，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说是奉红卫兵命令送来的，但该局不收。问“哪儿能收？”，答“自己问去。”于是又艰难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对象还要服“送货上门”的劳役。
抄家过后，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据说有识货者乘机购入，发了一笔小财。至于拣垃圾获得珠宝、黄金、银圆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这场社会财富再分配，居民廉价分得的，只是几滴余沥，聊为封口之资罢了，真正的大头在国库那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没收黄金118.8万两，白银30.6万两，银元978.9万块，外币729.7万元，现金、存款、公债券428.8亿元，金银饰物171.9万件，古物1000万件。北京市没收黄金10313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住房52万间。[6]另据透露，北京市被抄家有11.4万多户，由有关部门收购、收存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1万件，各区、县收存财物变价达1867万元，没收图书235万册。仅西城区福绥境一个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图书字画焚烧了八天八夜。[7]一个有宪法的泱泱东方大国，不靠发展生产力来增加社会财富，却靠制造“阶级斗争”来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殆非为政之正道。
这些公民的合法财产，“文革”结束后虽有政策予以发还，但十补九不足。房屋被占的很难清退，即便清退了，也没人敢向国家追讨这十年的房租；廉价处理的财物，不会按原值补偿；黄金折价发还，原物仍躺在国家金库；本主已死无人认领的，自然成为死帐；而由于帐目混乱、经手人中饱或被人冒领的，则更是有去无回。母亲的两位老同学黄瑞华和周国德，一住京师，一居沪上，都是被抄户。两人多次到“抄家物资清理办公室”查询，永远被告知“还没查到”，穷愁潦倒中苦等到去世，也没领回一钱一物。父亲在1971年3月10日致周恩来的一封长第一封信中，对“文革”以暴力侵犯公民人身及合法财产的行为，有如下评论：现在有一种反常的现象，就是被打、被抄家的人都讳言被打、被抄家的事实。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怕丢面子的老一套，另一种是有人不许声张。不管是哪一种，我认为都是应该纠正的。被抄家、被打乃是别人犯法，我有什么罪过呢？……这些恶行的违反宪法、法律就不必说了。被害人不积极揭发这种种恶行，反而把它们隐蔽起来，岂不可怪？看来，这主要地还是那些做了坏事的人自己违法背令，才不许被害人声张的。也可以说，这是上文所说的隔离政策的一端吧。虚伪竟成为风气，可见这些人的势力是多么大呀！
九，一言夺命，女童丧母
说过自己“红八月”经历，再说周边友人。父亲的那些名人朋友，就不在本文中叙述了，我要讲的是两个既非“红五类”也非“黑五类”的人家。不过那时“黑五类”已扩展至“黑七类”，将资本家、黑帮（走资派）补入，这两家也许勉强可以入围。历史总是忽略芸芸众生类的“中间人物”，如果我不记述下来，她们的悲剧可能永远不为人知。前面说到，母亲的几位邻居，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张洁凤，她曾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8]的夫人。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知道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个世纪的华人社会和洪门袍泽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与陈嘉庚先生齐名的华侨领袖。司徒先生原籍广东开平，早年到美国当劳工谋生。他身强力壮，为人豪侠仗义，逐渐成为美洲洪门的“致公堂”的掌门人之一。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得到司徒先生从组织到资金的支持，孙先生还担任了“致公堂”的“红棍”（相当于执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资历，至少与国父是同一辈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