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一看成分，二不要‘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我对清华附中的整人之风历来不满，认为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于是与几位同班同学一道，在本校的一楼门厅公开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对校领导压制舆论的做法提出异议，不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
我们这几位初中同学马上成为众矢之的，各种反击的大字报贴满全校，面对强大压力，不得不起而应战。我连续三天几乎没有睡觉，赶写了不少辩驳的文章贴出。由于毛泽东批准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形势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时高年级同学也在另一条战线上出击，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批判校领导。终于有一天，附中党支部的主要成员聚在一起捶胸顿足地大哭，说自己站错了队，学生们则站在门外大骂。支部的门上也被贴上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横批“一群混蛋”。不久，共青团中央派出以刘晋、章建华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本校，开大会宣布校长万邦儒“停职反省”，校领导班子被宣布为“修正主义党支部”，老师们纷纷揭发校领导，并相互检举以图自保。高年级的“红卫兵”成立了校革命委员会，开始执掌大权。校长等被扣上“黑帮”帽子，开始从事扫厕所的贱役，沦为“低种姓”贱民的一员。
我那时有些幸灾乐祸，曾画了一张漫画贴出，背景是本校的六层教学大楼，将所有被揭发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校领导和老师，都画了进去，里面也有素来欣赏我的美术老师吴承露。据说吴老师看了这幅画，颇有幽默感地说：“画得还挺像。”这是我至今追悔的一件亏心事。
回家向父亲说起学校的情况，他告诫我，形势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卷到这种事情里面去。
父亲的政治经验果然不错，由于我“出身”不好，“红卫兵”上台首先就与我“划清界限”。他们的“造反”有其政治背景，而这几个初中同学贴了第一张大字报，似乎是抢了不该抢的风头。于是耍起政治手腕分而治之，收编了其他人，对我则实行“边缘化”──不准革命。
我本是个自由散漫的人，贴大字报只是为了争取发表意见的权力，而不是想掌什么权。既然“不准革命”，难道还挡得住阿Q当“逍遥派”？从此常跑圆明园遗址和颐和园，去画风景写生。
五，“混蛋”逻辑，“基本如此”
“红卫兵”执掌学校大权后，同学们的身心内外，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以粗野为时尚。
首先流行“国骂”，据说有的女同学为表现“革命”，曾聚集在一起大练“三字经”，直练到随时脱口而出的水平。还有一种风俗是赤脚，因为“泥腿子”代表“革命”。曾见本校某些“校花”，裸着白嫩的小脚丫，在煤渣铺成的道路上艰难行走，真是那个年代的独特风景。
军服也成为时髦服装，并配上军用宽皮带，以示威武雄壮。据说新“国防绿”还不够资格，褪色的黄军装（俗称“屎黄”）才能显示出家里是“老革命”。后来“屎黄”又被认为家庭地位不够，改为流行“将校呢”，那是高干子女们的专利。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主张“文明其头脑，野蛮其体魄”。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以头立地”的时代，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开始用肢体代替头脑。赤脚勉强可与“野蛮其体魄”沾边，孰料连头脑也被野蛮化，非但“国骂”盛行，不久皮带也成“国打”工具，全身心地投入毁灭文明的“革命”。
红卫兵很快赶走了工作组，还先后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工作组负责人刘晋回校作检查，另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礼堂斗争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记得主持大会的红卫兵头头质问胡：“你是什么出身？”，他吞吞吐吐地说：“是资本家。”，言语间似乎又矮了一截。红卫兵头头责令他跪下，胡迟疑了一下，全场狂呼口号，于是他只好从命，跪在地上接受批判。
回家后对父亲谈起此事，父亲说胡克实的父亲是他的老朋友，一家保险公司的掌门人，思想开明进步。三十年代父亲在上海从事救国运动，胡先生也参加了。父亲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时，胡先生悄悄为他雇了一名保镖，但不让他本人知道。父亲强调：中国的资本家，绝大多数是是爱国的，不是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