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岁儿童，“对号入座”
人对从小被赋予的身份，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的。自从被林巧稚[1]大夫接生到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上来，直到七岁发蒙之前，我一直不懂得等级社会“出身即命运”的意义。现在回想，我的“低种姓”贱民身份，其实是自己“对号入座”领来的，但有一段认知的长过程。
1957年我刚满七岁，是不到法定年龄的“准公民”──祖国的花朵和未来，当时正在邵力子[2]夫人傅学文办的“培新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反右”初起，父亲成为全国斗争的重点，就有人不断地找已经同他分居的母亲谈话，施加压力，要她表明自己的态度。我那时不懂事，但从小就被告知“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老人家要批判父亲，父亲一定是有错，因为毛主席是不会错的。一天，母亲从幼儿园接我去参加一个大会，事先教了几句话，要我上台去说。
原来这是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联合召开的一场批判会，但父亲没有到场。许多人上台发言，愤怒声讨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轮到我上台，把事先背好的话说了一遍，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还是要反对他，跟他划清界限。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下台时还有人跟我热情握手。后来听母亲说，握手者是吴大琨教授──父亲早年的助手，曾尊父亲为恩师的人。母亲也发了言，事后她凄然对我说：没有办法，别人是无关痛痒，我们可是有关痛痒。
懵懵懂懂地当了一次政治工具，在日后的岁月里，“划清界限”的噩梦，始终困扰着我的人生。但亲情是无法用政治来割断的。父亲没有责怪不懂事的我，也原谅了母亲，他自己也有许多对不起母亲的地方。
当时我不懂得母亲话中的含义，后来渐渐懂得，七岁的我，今后将永远打上一个身份的烙印，从此沦为社会的贱民。这是痛，而不是痒。
1957年秋天，我成了北京第一中心小学（后改为府学胡同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六年的小学生活，我和别的儿童一样快乐，没有感觉到这个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不过我加入少先队比别的孩子晚，而且始终是一名普通的少先队员，连班干部都没有当过。
那时，我对文学和绘画很有兴趣，曾在北京市少年宫举办的征文比赛中获得优秀奖，并参加那里举办的绘画班，梦想成为一名文学家或画家。但父亲说，“你最好去学自然科学”，母亲的意见也是一样。后来我逐渐明白，他们不主张我学文科，是因为在这个体制中，文科是高风险行业。
三，师生之间，筑起心防
韩愈《师说》开宗明义便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理，我从小就懂得。
1963年我考上了清华附中，成为一名住校的初中学生。
那时已开始填各种表格，其中有“家庭出身”一栏。我问父亲该怎么填，他说，你的哥哥姐姐以前都是填“革命干部”，我们这些民主党派成员，1949年后参加政府工作，都被承认是革命干部。
但我怎么也无法把头上扣著“右派”顶戴的父亲与“革命干部”划等号，虽然他从来不承认这顶帽子；学校里有不少气宇轩昂的“高干”、“革干”子女，我也不想与他们划等号。于是接受母亲的建议，在“家庭出身”栏里填了“职员”，她曾经是父亲创办的中国征信所和港九地产公司的职员。
入学后安排我当外语课代表，我不想当，自愿当了美术课代表。美术老师吴承露先生很喜欢我，有一次他安排作业，题目是“我的家”，我回家请父亲坐在书房里当模特儿，画了一幅速写，当作业交了卷。父亲的丰富藏书和文物，也被收入画面。吴老师将作业作为示范，在本班展示，画中的人物和陈设引起了同学的议论。那时已很强调阶级斗争，这样的家庭环境，显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于是我的“出身”从此打上问号。
学英语学到“Capitalist”（资本家）这个词，于是有同学造了一个词“Capitalist's son”（资本家之子）来取笑我。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出身”比资本家要糟得多。清华附中的老师，有不少是教授夫人，例如钱伟长夫人孔祥瑛、周培源夫人王蒂澄等。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王女士，夫君是清华大学著名的一级教授，1957年与钱伟长、黄万里等一同被划成“右派”。王老师对我的作文能力也很欣赏，那时我经常不交作文，因为有些题目我没法写，例如“我的父亲”、“我的家”之类。记得某个学期只交了一篇作文，期末王老师仍给了满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