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六岁的中学少年，正处于躁动的青春期，充满反叛的激情，追求破坏的快感。这场“史无前例”的所谓“革命”，正好为人性之恶提供了表演和宣泄的大舞台。侮辱人、打人和打死人，在当时充满著随意性和随机性。以我的“出身”和个性，言语之间发生冲撞，后果是无法逆料的。
“文革”后校友们聚会，同学们多为以往的伤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带抽父亲的同学），了却恩怨，重续友情。但孙淑绮同学从不露面，可见当年感情伤害之深。数年前某位成为名作家的红卫兵领袖，声称清华附中无人被打，闻之令人绝倒！莘莘学子无端地相互残虐，责任或可归咎于时代，但当事人若毫无反省之意，甚至抹杀历史，不知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极右翼有何区别？据说作家属于有“知识分子良心”的品类，但我怀疑其中有赝品。
八，万千惨景，一堆烂账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关于父亲在这场劫难中的经历，我已另文记述）。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被剃了“阴阳头”，由红卫兵押送著“遣返”回乡。全国被从城市赶回原籍的有397400人，[3]其中北京市85198人。[4]后来“红色高棉”在柬埔寨采取的灭绝城市人口方式，即效法于此，不过手段更加残酷。我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像狗一样牵著走，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著“反革命”……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活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
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特定环境下的人群，会在某种诱因下，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称之为“精神病流行”。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诱导，便集体发狂，释放出心中的魔鬼，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
前些年一位中共最高领袖的儿子访问德国后对我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纳粹德国的“冲锋队”。小将们是“无知者无畏”，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据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5]但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被“遣返”回乡的“黑五类”，有多少人死于冻馁，则更无从查考。
母亲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平日白发修齐，衣着整洁，保持着老年妇女的风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单，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著上了吊。
母亲属于海外归来人员，又曾留学东洋，加上与父亲的关系，何以当时能幸免于难呢？一是她的邻里关系不错，二是管片民警对红卫兵说，此人自解放以来，从无海外联系，这性命交关的一言，对母亲的命运重于九鼎。不过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她还是没逃过被单位关押审查的命运。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难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著黑牌扫街扫厕所的“牛鬼蛇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