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母亲去参加家长会，王老师在谈话中知道了父亲的名字，从此对我比较注意。我的“出身”也由此被透露出去，开始被同学称为“小右派”。我那时喜欢写一些诗词，还与一位同窗相互唱和，被好事者从课桌中翻出，偷偷交给班主任。于是王老师某日找我谈话，嘱将平日所读之书，开列一个单子，作为教学研究的参考之用。我老老实实地将所读的书写成一个不短的书目，交给了老师。
不久在王老师主持下，全班开了一个批判会，批判我和那位同窗的不健康思想，我当场顶撞了她，从此在本校列入“另册”。而那位同窗因为转向快，加上出身“革干”，得保平安无事。
我所尊敬的老师，因为丈夫当了“右派”，就整自己的学生来表现进步，令我无比困惑，从此开始厌学，以至于留了一级，离开了原来那个班。虽然父亲表示会支持我上大学，但我自己清楚，凭“出身”论“表现”，哪个最高学府都不会敞开大门。于是率性自为，读杂书，画山水，练习书法篆刻，完全按照旧时文人的方式生活，与这座著名工科大学附中的学习气氛格格不入。
近年校友聚会，老同学史铁生回忆说，立凡那时光画画儿不做功课，大家都感到不解。等到“上山下乡”方才明白，人家早有先见之明，知道用功也白搭，根本没有上大学的命。我爱读书，不认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歪理，但那时不是“读书无用”，而是读书无用武之地。
我保持着对古典文学的兴趣，读了王力教授的《汉语诗律学》以后，发现自己的作品多有出律之处，于是苦心钻研，但对于汉语中已经消失的入声字，总是难于识别。古代诗词韵辙依据的主要是“中州原韵”，相当于古代的河南话，我不是河南人，感到难以掌握。某日试著用家中日常的南方话来识别，忽然顿悟，原来“吴音”是有入声的，很快就辨别清楚了。后来我读诗词有了一个新习惯，开卷先辩格律，渐渐发现毛泽东诗词有许多不入律处乃至诗病。但那时已学乖，这种发现不可与外人道。学乖还不止于保守内心秘密，自从有了被批判的教训，我的悟性中又添了几分圆融，不再锋芒毕露地与人争论。王老师虽然不再是我的班主任，但仍教初中的语文。她知道自己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于是开始设法弥补，曾安排我在课外时间给全班同学讲解诗词格律。师生关系恢复了平静，但失去了信任。
“文革”中王老师私下向我透露，当年她曾请示万邦儒校长，在万校长的指示下，于某个教室中举办一个不公开的展览，将我所作的诗词全部展示，作为本校“阶级斗争”的例证。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作为“反动学生”与韩家鳌副校长关在一起，他也证实有此事。
王老师晚年读了我写的父亲传略，曾打来电话鼓励，并再度表示歉意。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您不必在意。如今王老师以及万邦儒校长等皆已去世，他们都是好老师、有成就的教育家，知识分子良心没有泯灭。如果不是碰上那个荒唐的年代，是不至于整人的。我怀念师长给我的教育和知识，但永远诅咒整人的歪理邪说。
四，“不准革命”，乐得逍遥
转眼到了1965年的“文革”前夜。
这几年思想领域大批判不断，批判“人性论”、“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翦伯赞、罗尔刚的史学观点等等。我为了看个究竟，便找来那些被批判的书籍文章阅读，结果发现这些观点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周谷城为了捍卫自己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对每篇批判文章都有反批评，但报纸不登，于是有李平心教授出来为周打抱不平，也遭批判，被称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我偷偷写了一篇文章，支持周的学术观点，及至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后来的批判“三家村”，才明白是权力斗争而非学术之争，庆幸没有把自己的文章寄出。
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后，北京大专院校学生躁动起来，清华大学有人给蒋南翔校长贴大字报。那时本校高中的一些干部子弟，已开始不公开地批判校领导的资产阶级办学路线，校领导惟恐隔壁大学之火殃及池鱼，于是宣布“内外有别”，规定大字报必须贴在指定的一间大教室里。
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那时有一条政策，叫作&ldq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