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时指出，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当初的科学论证做得不够完善，使得现在三峡大坝建好后，才发现有些地段淹没的水位比原先预计的要高出许多，使一些已经建好的新移民点，现在又得搬迁，造成资金的重复浪费。苏师傅数次搬迁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五、三峡工程移民问题从最担心的问题变为最伟大的功绩，留下的却是人间悲剧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批准建设三峡工程之后，这个最担心的三峡工程移民问题就开始反转，成为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典范。从2003年三峡水库开始蓄水到2009年三峡工程竣工，三峡工程百万移民竟然成为中共政府最伟大的功绩，号称解决了世界上最大的难题，论文、专著、纪实文学、电影、电视连续剧纷纷出笼，彰显中共的治国理政和人定胜天的伟大成果。三峡工程移民的所谓成功经验，如基层干部包干几户移民、每天每时在移民家不走，鄙人吃饭也不走。把移民家庭的亲戚、特别是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职工，都牵连进来做说服工作，不搬迁，这些亲戚也不用去上斑等等。这些措施后来在全国的征地拆迁、乡村迁建工程中广泛应用。
但是还是有一些有良知的人，用他们的镜头、用他们的笔记录了在三峡工程移民过程中发生的最惨烈的人间悲剧：用自杀拒绝搬迁。
下面这张照片是李风先生所拍摄的，发表在《30年后的百万三峡移民》的摄影集中。李风是中国著名的摄影师，1973年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1995年开始用摄影镜头记录百万三峡工程移民的搬迁过程。照片的右上角是熊正华（男）和刘红英（女）两位老人的遗像。为什么李风要把镜头朝向一座废弃老屋里墙上的两位老人的遗像？后面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李风在《30年后的百万三峡移民》的摄影集中没有公开说明。
图5：2013年10月12日三峡库区秭归泄滩的长江边，三峡库区175米水位线边上，老屋里墙上熊正华（男）和刘红英（女）两位老人的遗像。他们村全部淹没在175米水位线下了，村民早都搬迁到山上的新集镇去了，但两位老人到死都不愿意离开江边的老屋。图片来源：李风
对上图最好的注解是刊登在《新周刊》第473期，《我和我的九十年代》中赵渌汀的题为《一座大坝和它背后的百万移民》中的一段文字：
“三峡移民政策按照水位线移民，但是一般山区的村庄很少像东部地区那样家家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这样就会发生如下情况：某个处在135米线以下的家庭，就属于一期移民，要移到某省某县；但他同村的父母的房子在145米线，属于二期移民，要移到华南某省某县；他的叔叔家在156米线，就会跟随三期移民到另一个省。根据水位线高低分批安置移民的方案，曾导致不少惨烈事件发生。‘很多老人知道自己一离开便再不能回，于是在移民日期的前一周开始不吃不喝，然后要求儿女将自己葬在175米线以上（三峡蓄水的最高水位线）。很多移民村移民镇，在一段时期集中出现两件事，一个是大规模的乡村宴会，另一个就是葬礼。’高嵩说。于是，在三峡的许多山坡上，会看到立起的一座座“175米”石碑，石碑周围能看到许多拒绝离开三峡的老人的新坟。”
“90年代末，涪陵作协主席李世权曾亲眼目睹一个家庭的外迁经历。‘一家五六口人，年轻的都打算走了（被移往广东），家里80多岁的老头子拗着就不走。当然，他也走不动了：他得了重病。后来他说：好在我得了病啊，不然离开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谁受得了啊？’”李世权说：“我读了一辈子书。那些书里所写再大的悲，都无法与三峡移民远离故土的疼痛相提并论。”
熊正华和刘红英是以死抗争的三峡工程移民。很多老人知道自己一旦离开便再不能回家，于是决意离开这个无法再正常生存的世界。后人将老人的遗像贴在即将被淹没、拆除房屋的墙上，以表达对老人和老屋的怀念。李风先生留下这个场景和离去的老人。在三峡库区的山坡上，会看到立起的一座座“175米”石碑，石碑周围能看到许多拒绝离开三峡的老人的新坟。到底有多少以死抗争的三峡工程移民，也许这将永远是一个不会公开的谜。
下面这张照片也是李风先生所拍摄的，记录的时间是2022年的清明节，移民们回到三峡库区到亲人的墓前扫墓祭奠。
图6：2022年的清明节，移民们回到三峡库区到亲人的墓前扫墓祭奠，图片来源：李风
第三张照片也是李风先生所拍摄的，是长江边上一位正在打棺材的三峡移民。他在为谁打棺材？为自己还是为别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在那个地方搞三峡地区国土规划，听说这么一个故事：长江支流清江上建隔河岩水库大坝工程，一位老石匠的家将被库水淹没，将被迫搬迁。老石匠在垸子中用石材雕琢了一口石棺。当隔河岩水库的水慢慢涨上来的时候，老石匠安安静静地躺进了石棺，又用双手托起盖板将石棺盖好。老石匠和他亲手雕琢的石棺一起沉入了库底。
图7：正在打棺材的三峡移民，图片来源：李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撰写过一篇题为《移民、媒体和一位农村老年妇女的自杀》的文章，专门研究三峡工程移民破坏了原有的社会和空间结构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移民可分为强迫移民和自愿移民两大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