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员为香港设定目标，但明确措施欠奉，只是千叮万嘱，“五项需要”再加“四个坚信”*，最后更讲明“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作为当家人、第一责任人”。意思清楚不过，连串口号之后，香港的发展目标既定，中央任务完成，最后能否达标，责任全在特区首长和政府。

今次马英九大陆之旅，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筹备，行程包括芦沟桥、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和拜祭轩辕黄帝，并访问多家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如腾讯、大疆），所以马氏此行早被台湾国安高层形容为“反美、反日、大一统”的统战秀。

联合国六位人权专家同时批评，“国家安全”观念含意广阔，加上不少国安罪行不涉及实际伤害也可入罪，造成控罪的罪门槛低，方便当局箝制批评政府的言论。例如“境外干预”罪，是指以“不正当手段”，配合“境外势力”以某些作为，“意图带来干预效果”。特区当局要提出比他们更权威更令国际信服的反驳，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因此至今沉默是金，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过去一两年，香港股市减值近半，至今低迷不起，经济复苏亦欠缺推动力，除了移民者众，不少跨国公司不是迁离香港，调走员工，就是缩减规模。以日资为例，在新加坡投资增加三成，在香港则不升反降，但经济下行无碍北京进一步收紧香港政策，正如《华盛顿邮报》指出，反映香港正仿效中国模式改造自己，施政以政治挂帅，偏重国家安全多于自由开放、经济繁荣。一个政府不怕经济搞烂，也要加强国安立法、严防民间活动，外商今日无法改变它的决心，谁有信心日后有好日子过吗？

第二度的国安立法实施后，中港的公权力制度进一步靠近，亦与民主国家进一步分开。欧美阵营国家一是关注国安法涉及的关键内容如“国家秘密”、“境外干预”等，定义空泛，导致犯禁界线不确定，二是担心当局执法权力过大（如可延长拘留时间、禁止会见指定律师），削弱受查者的应有权利，影响他们的国民在香港的活动范围和法律保障。

面对国安立法，外国政府最关心自己国民有否足够的法治保障，外商则特别留意在香港从商会否误堕法网。他们不外期望国家安全的观念有清晰明确的说明，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以免要遭到刑罚对待。特区当局如能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仅有利稳定外商的信心，也能展示中国对外的包容开放，有理有节，也可趁机修补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莫名其妙是，特区当局未来五年均会发行债券，总值达到6200亿港元，连同过去政府欠债达到8000亿元左近。到了2028至2029年度，特区当局的还债开支高达1078亿港元，但扣除这笔庞大开支后，政府仍有652亿元盈余，原来秘诀在于还债的同时继续借债950亿元，否则财政赤字应该超过300亿元。根据陈茂波乐观估计，通过年年举债，五年后香港财政储备仍然有8300亿港元，但扣除欠债数目，即使不计利息，也只剩下300亿元左右，不够支付特区十三日的公共开支。

国进民退政策下，科网巨企受到严密管控，国有企业生产效率虽然较私营企业低，却担起主导经济的角色，生产效率可以升到哪里？其三是国家安全意识升高，意识形态挂帅下，规管无处不在，私人及外资企业的走向，以至个别企业高管的表现，都受到官方监视及控制，国家非常安全，却难免窒碍企业创新及市场竞争，束缚创造财富的原动力。

《国安法》是授权官方超大权力，不必计较针对的对象及行动是否一定或者有颇大机会引起国安风险，只要认定有可能出问题，即使机会不大，都可以一概赶尽杀绝。因此，政府取缔的范围不止于带有暴力的反政府行动，也包括那些不暴力但被视为有意图煽动仇恨政府的行动，否则任其发展下去，有可能（虽然不一定）演变成暴力对抗，所以政府需要先发制人。

当国家根本制度受到批评，如社会主义有碍经济发展（如国进民退的政策）、一党专政不利政通人和（如“清零政策”），或者有报道指出中联办在港大量投资物业，又或者不满“完善”后的选举制度是政治歧视民主派，这些评论和报道或者政治不正确，但显然属于“关乎公众利益的资料”，有助发掘真相，推动社会进步。问题是，当局会否视之为带有煽动意图的行为？

两位特区高官近日敬告传媒，小心因报道香港的流亡海外人士的言行，或者批评政府时“加盐加醋”而惹上煽动官非。前者是将受访者主张看作传媒的立场，新闻报道贬为政治鼓吹，后者视严厉批评如洪水猛兽，必须严刑峻法伺候。两者不约而同，将言论自由压在《国安法》的五指山下。

时移世易，二十年前，议会、民意、公民社会三条战线，政府都要努力经营，寸土必争，政策才能成功达阵。但如今政府权倾一时，对三者都予取予携，民间鲜有反对之声，今次国家安全立法不外又一场早知结果的赛局。既然如此，走过这些程序，其实达不到争取社会认同的原有目的，这是谁都明白的事情。

战狼上身，如政务司长痛骂评级机构穆迪，直斥其抹黑香港，更指是美国不断寻找机会，透过香港，企图压制内地发展，只因为穆迪下调香港评级展望至“负面”，并指《国安法》和选举制度“完善”后，降低香港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不错，破口大骂，便可避过穆迪提出那些投资者难以释疑的问题，但看过官员的七情上面，跨国企业最后会相信穆迪的评级，还是官员的骂街？

多年来的经济禁运措施，促使台湾经济走向贸易伙伴多元化，减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比起高峰期，台湾出口大陆占总值44%，如今下降至35%左右，继续要胁下去，只会令更多台商离开中国市场，以减轻风险。同样，大陆频繁的军事干扰行动，若不令人麻木，只会让更多人会明白两岸的不稳定，大陆是因不是果，民进党强硬的两岸政策更是别无选择。

台湾的民主体制开张接近三十年，政权属于人民不属于执政者，两岸政策必须建基于民意支持。去年十一月底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维持现状者高达92%，其中44.3%更主张永远维持原状，而维持现状再走向独立者有35.8%，维持现状再走向统一者只有11.5%，反观赞成立即统一者不到1%（0.7%）。换言之，两岸统一没有市场，连同慢慢统一的支持者计算在内，也只有八份一人口，因此候选人主张两岸统一等于政治自杀。

北京国台办的最新忠告是，台湾人须在“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衰退”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前者是威迫，后者是利诱。不过，北京的说法也变相承认，一直吹嘘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台湾人毫无作用，只能诉诸实利，通过威逼利诱，将台湾绑上中共驾驶的统一列车。

台湾人若接受“一国两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就可以免受大陆的战争威胁，但如此和平，代价正是放弃得来不易的民主人权，拱手相让权力机构互相制衡的宪政制度，同时也难免步香港的后尘，成为自由之都的遗址，迎接威权主义重临旧地。

沙兰斯基的政治犯经验分享，黎智英视之为先行者肺腑之言。黎对中国的看法黑白分明，拒绝和稀泥，否则就如他所批评的西方国家那样，过去二十多年来，只看重中国的经济成长，却不计较其崛起对普世价值的冲击，直至近年才如梦初醒。他也同意基于责任的考虑，不会作任何让步，因为让步有一次便有下次，直至自己立场全面崩溃为止，同时很多人以他为榜样，他退让的话，其他人也会倒下，因此他必须坚持寸步不让。

不合作运动的根源不在民众反叛，而在施政不得人心。当权者若不知反省忏悔，继续背离民意民情，只会如区议会选举一样，被大多数人所唾弃。他们对政府不信任也没信心，甚至不敢想像香港有美好的明天，不要说移民潮、生育率下降、本地消费萎缩、投资不振等等问题无从解决，简单如“夜缤纷”也难逃无疾而终的命运。